创办特区：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作者：张馨予

创办特区：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图/新华

　　创办特区：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19.8.5总第910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在深圳时，没有讲话，没有题词。

　　几天后，1984年2月1日年三十早晨，邓小平散步后回到房间，桌上已经摆了一张纸。此时，邓小平的南方视察，已经走到了第三站广州。

　　此前他在珠海，题了一句“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市委听说后，很着急，“珠海好，深圳怎么办呢？”

　　曾跟随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参与经济特区建设全过程的国务院原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区最有成果的是深圳，但邓小平在深圳没有表态，只说回京再说，因为当时在中央，对于特区的建设有分歧。

　　按照《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的分析，对建设特区一直很坚定的邓小平，从1982年开始，采取“守势”。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广州珠岛宾馆里，邓小平提笔落字，一气呵成，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是1984年1月26日，那是他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的吴南生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邓小平题词的内容是由他草拟的，最初他写的是：“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看后，想了想，将“中央”两个字划去，改成了“我们”。

　　吴南生后来总结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时说，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引进了市场经济，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从特区开始的。

　　1984年1月28日，视察深圳结束后，邓小平登上了中山市的罗三妹山。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工作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说：“不走回头路。”

　　先手

　　1978年，国门初开。

　　在毗邻香港的广东宝安县，日趋严重的逃港风潮让中央十分头疼。

　　1978年1月至11月，仅宝安一县，外逃人数就达1.38万人，逃出7037人，一些基层干部甚至带头出逃。1979年，情况更甚，逃港风潮蔓延至广东全境，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

　　外逃者的动力来自内地与香港巨大的经济落差。仅一河之隔，1978年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而对岸的香港农民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在宝安，两种社会制度与两种经济体制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碰撞、交锋。

　　对于逃港潮，邓小平在1977年11月视察广东时就直指本质：“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心思改革，人心思开放。在中央层面，这点早就形成共识，问题是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开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1979年1月，宝安撤县建市，改名深圳。

　　一个月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连夜给习仲勋和杨尚昆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吴南生提出，在广东先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把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他说，象棋里有“先手”，就是先走一步，掌握主动权。“现在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广东省提出要“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引进外资。福建听后，也很心动。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区域，单独管理，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原主任钟坚在《大试验：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中指出：中央首先选择在广东、福建两省创办经济特区，主要是因为两省具有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两省靠近港澳台，地理位置优越。港澳居民中，多有广东和福建籍。两省与港澳的经贸关系一向密切，有利于利用港澳台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另外，广东、福建华侨众多。当时，广东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华人有800多万人，福建有500多万人，共占全国华侨总数的65%，有利于利用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