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基因：大佬与草根的基因交易

作者：张馨予

一项科技前沿的生物技术，为何甘于“自降身价”？一个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为何要与草根阶层展开合作？

用一次性的基因样本采集棒在口腔内壁上轻轻擦拭，然后交由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几天后，你便可拿到一份自己基因密码的检测报告。内容包括：你具有怎样的性格，智商、情商呈现何种特点，哪些方面更具优势，未来有感染哪些疾病的风险，健康面临什么潜在威胁，甚至只要你愿意，还可以知道自己将来何时会发胖，什么才是影响你美白的杀手……

这些绝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污染的加剧，“亚健康”状态的蔓延，为基因检测技术推开了通向市场的大门。人们不得不在健康问题上小心翼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基因检测及其背后的健康管理服务。

当本应高高在上的生物基因产业，突然狠狠砍掉技术门槛，向民间伸出合作之手，这将掀起一场怎样的观念与市场的风暴？

中国的草根创业者，正与独占90%市场份额的产业大佬，进行着一场关于基因的交易。

14年前的基因暗战

1997年，人类文明在地球的两端上演着不同的剧本。

美国联邦法院的审判庭上，8个肺癌患者的家属将万宝路香烟推上了被告席，控告万宝路香烟导致他们的亲人罹患绝症。

为了证明吸烟并非导致肺癌的决定性因素，万宝路请来大批学者进行研究，发现人体内存在着3个和肺癌相关的基因，拥有这些基因的人，患肺癌的概率比没有这些基因的人高得多。

案件最终以万宝路的败诉而告终，但“肺癌易感性基因”这一科研成果，却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强烈震荡。通过基因检测，是否能实现对疾病的提前预防？疾病易感基因检测由此在美国迅速推广。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地球的另一侧，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正不断被这样的消息所震动：中国东北的农村，有一些美国人正以每人10元的价格在采集血样。

通过在美国的学生，谈家桢了解到，这些采集血样的正是美国基因公司的从业人员，意在掠夺中国的基因资源，控制今后中国的医药市场。

面对这场暗流汹涌的“基因争夺战”，谈家桢果断上书中央，提出保护中国基因资源，发展中国基因产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批示很快回到了他所在的上海复旦大学，对于当时的中国基因产业，如同一把打开发展大门的钥匙。

谈家桢把这把钥匙交到了时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毛裕民手中。他们向教育部门申请建立中国黄种人的基因数据库，顺利得到了批准，但建立数据库所需要的2亿元资金，却需要“走市场化道路解决”。

20世纪末的中国，“风险投资”还显得非常神秘。1997年11月，几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凑出100万元，在学校两间破旧的教室里，一家校办企业带着狂热、理想和些微迷茫诞生了，那一天，成为联合基因集团的起点。

生死纳斯达克

在生命科学这个最“烧钱”的领域，100万元的概念是，连像样的基因测序仪都买不起。教授们最初的思路很“学术”：他们准备把手头的几项基因技术集成为产品，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当时，他们的高效全长基因克隆测序技术已经过实验室的充分认证，具备了大规模流水作业的条件，但在走向市场时却发现，找不到真正需要又掏得起钱的买家。

生物技术需要自己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认清这一点后，向来习惯于在实验室里埋头测数据、做研发的教授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资本市场。

1998年3月，联合基因终于等来了上市公司新黄浦集团投资的7000万元，教授们将高效克隆和测序技术作价3000万元，在新公司占有30%的股份。

那是属于资本的疯狂年代，背靠资本市场这棵大树，1999年，联合基因成功攻克了基因芯片技术，并建立起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大型人类基因数据库。2000年，他们将基因芯片技术作价2.5亿元出售给广东“星湖科技”，凭借这一系列资本运作，正式组建起联合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数量达到700多人。

然而，商海却向他们展示了“基因突变”的恐怖威力。

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各路投资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生物技术研发需要高额资金支持运转。十年之后，由复旦大学党办主任调任联合基因首席执行官的秦义龙，回忆起那个生死关头：“当时我们摊子已铺好，但后面跟不上了。无奈之下只能连续几年不断裁员，一直裁到只剩100多人。”

直到那时，联合基因还没有从市场上拿回一分钱的利润。科技常常高高在上，生活在自己的乌托邦，却迷失在市场的诡谲里。

解码商业DNA

尖端的科学技术如何找到与大众市场的结合点？身陷资本市场的险境，联合基因集团开始寻求真正能够被大众接受的基因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