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研究史:为何"基因安捷伦气相色谱仪编辑婴儿"被称为疯狂试验?

作者：张馨予

11月26日，一则消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刷屏社交平台。据悉，消息来自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贺建奎称“我的目的并不是治疗或者防止遗传性疾病，而是要尽力保留只有少数人才具有的特征，即天然抵抗某些艾滋病毒。”

艾滋病不是大概率疾病，目前通过药物阻断也可有效防止艾滋病的母婴感染，然而冒着风险做基因编辑，抵抗效果基本上无从验证，更严重的是，孩子要终身在这次所谓“历史性突破的”基因编辑隐藏的未知风险中度过。这次编辑基因，是否遵守了生命伦理，是否遵守科学家共同体的伦理共识？

该消息一发出就引发公众对该项研究的安全性与伦理性的热议。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于当日下午发表声明，将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南科大也发出声明表示，自2018年2月1日已对贺建奎停薪留职，“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据新京报报道，11月26日晚间，百余名科学家通过网络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

“作为中国普通学者，出于对人类的基本理性和科学原理的尊重，以及对此事件影响中国科学发展的忧虑。我们声明如下……”

他们认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该研究所涉技术在科学界内部争议很大，在得到大家进一步检验之前直接进行人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而科学上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其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那么，生物医学领域的“基因理论”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作为一项致力于改善人类身体健康的技术，为什么基因编辑技术必须慎重处理伦理问题，并常常迎来争议？

世界著名科普作家悉达多·穆克吉曾在《基因传》中呈现基因理论的发展历程，从微生物克隆时期，通过揭秘几百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展现基因对人类产生的密切影响。该书既记录了科学家的合作与斗争、成功与失败，也讲述了基因理论被政治歪曲利用导致的历史灾难和教训。然而，基因技术的发展始终面临伦理的困境，上世纪70年代阿西洛马会议中所涉及的基因克隆的伦理与道德问题，置于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任何一项技术都必须尊重人之生命，任何试验都不能以一己之私或为了所谓“历史性突破”而罔顾生命伦理。

试管中的混合与配对

与生殖无关的基因重组

1968年冬季，保罗·伯格结束了在加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为期11个月的学术假期后回到了斯坦福大学。他之前的学术生涯主要集中在蛋白质合成领域，但是在拉霍亚的学术休假给了他思考全新研究方向的机会。在病毒学家雷纳托·杜尔贝科的协助下，伯格将研究重点调整为动物病毒方向。

对于纷繁复杂的病毒家族来说，猿猴空泡病毒40（简称SV40）是其中极简的代表。它的基因组相当于一个DNA 碎片，该DNA 仅携带了7个基因，长度还不及人类基因组的六十万分之一。伯格了解到，SV40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非常善于和某些特殊类型的被感染细胞和平共处。通常情况下，病毒在感染细胞后会生成无数病毒粒子，并且将最终导致宿主细胞死亡。而SV40 却能够将其DNA 插入宿主细胞的染色体中，然后细胞将进入复制间歇期，直到被特定的信号激活。

由于SV40 基因组结构十分紧凑，同时它导入细胞的效率也非常可观，因此SV40 成为携带基因进入人类细胞的理想载体。伯格灵机一动：如果能够把外源基因作为诱饵装配给SV40 病毒，那么病毒基因组就可以将该外源基因偷偷转运到人类细胞中，并且最终改变细胞的遗传信息，而该创举将开辟遗传学发展的新篇章。

伯格深知这项新兴技术蕴含的能量。基因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结合创造出全新组合，甚至还可以在新组合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它们可以发生改变、产生突变并且穿梭于生物体之间。例如，在将青蛙基因引入人类细胞之前，首先要把它们插入病毒基因组中。而人类基因也能转移到细菌细胞里。如果能将这项技术运用到极致的话，那么基因将会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你可以创造出新型突变或者清除它们，你甚至可以憧憬实现遗传信息修饰，并且随心所欲地洗刷、清理或者改变遗传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