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
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
江门五邑是院士之乡，
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面积
孕育了34位院士，
在全国名列前茅、广东第一！
在34位五邑籍院士中，有12位为生物医学领域院士——陈焕镛（植物学家）、薛社普（细胞生物学家）、叶玉如（神经生物学家）、黄耀祥（水稻育种专家）、黄翠芬（微生物、免疫及遗传工程学家）、黄志强（外科学专家）、陈灏珠（心血管病学专家）、史轶蘩（内分泌专家）、汤钊猷（肿瘤外科专家）、甄永苏（微生物药物与细胞工程学家）、李绍珍（眼科学专家）、宋尔卫（临床肿瘤学家）12位五邑籍院士，打开生物医学新视野，为我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贡献新力量。
陈焕镛
植物学家
陈焕镛档案
陈焕镛（1890~1971），祖籍新会。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深入研究华南植物区系，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其中银杉属为孑遗裸子植物，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科学意义；1954年被中科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并于次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创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
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收集植物标本，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
陈焕镛：一生情系草木深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哈佛大学导师的挽留，放弃留在那里读博士的机会，回到生物学根基尚无的祖国，为我国植物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23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便因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曾被外国人大量采集、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各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各国出版的刊物而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并立下宏愿：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面貌。
自立下志愿那天起，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份初心的不悔践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陈焕镛出生于香港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才华横溢，曾创办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之一——《华字日报》，母亲则是古巴籍西班牙人。
陈焕镛幼年时曾跟随父母回唐山，7岁移居上海，15岁前往广州，后来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读书。
陈焕镛本可选择另一种人生，但一颗中国心却不允许他置身事外。1913年，陈焕镛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树木系。
1919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陈焕镛从美国归来，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那时，我们外出采集标本的条件很差。”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
吴德邻曾前往云南采集标本，即便登上3000米的高山，身上也只是简单御寒的衣物，连雨衣雨鞋都没有。“而海南岛的条件比云南更艰苦。”吴德邻说。
那次原本计划为时一年的科考任务因陈焕镛的身体状况而被半途搁置。他先是被毒蜂蛰伤，之后又感染恶性疟疾，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
尽管身体虚弱，陈焕镛依然不忘携带已经采集好的标本，并将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码头。不幸的是，这些辛苦采集的标本被一场突发大火烧毁。
但他并未气馁。
1922年夏，已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一年的陈焕镛与钱崇澍、秦仁昌共同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
然而，这些标本与之前的标本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因存放地——东南大学“口字房”校舍起火而损毁。
连续遭遇打击的陈焕镛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征程，前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他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取得联系，与其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换得3万多份国外标本。
让植物学走得更远
1928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业学院任教时，基于与同事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交换的标本，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标本馆建立伊始，陈焕镛便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相媲美的设想。
为实现这一目标，陈焕镛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
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
“陈焕镛每次购买植物专著时都会买两本，一本被按照条目剪接，放在标本柜里，方便我们查阅；一本则作为资料留存，鉴定标本的准确性就提高了。”吴德邻说。
1954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陈焕镛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
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表示，至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当时居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陈焕镛院士在标本馆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密不可分。
如今，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馆藏已达百万号，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陈焕镛还特别重视植物学的应用，在他与秉志等生物学家的倡导下，于1956年建立了中国首批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管理格局沿用至今。上世纪60年代，他在研究植物的同时提出中国植物学者要加强植物资源利用研究。这种在研究基础上注重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早在1930年，陈焕镛就提出资源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等倡议。
此外，陈焕镛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专业图书馆。据1937年统计，馆藏中、西文图书达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杂志50种以上。
许多珍贵的西方植物学文献均有收藏，如1753年出版的林奈的《植物种志》，以及欧美植物分类学的重要期刊和中国古农书、方志、本草等重要文献。
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经典著作为后人开展植物学研究、编写植物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陈焕镛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对农林植物研究也倾力支持、慷慨解囊。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每年1000元大洋的补助费外，将基金会付给他的每年4000毫洋（广东、广西等地曾通行的货币）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设备费。
同时，陈焕镛也为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
1958年春，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黄观程曾随陈焕镛到苏联考察和工作3个月，陈焕镛为那里的标本馆鉴定了一批尚未定名的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植物标本。
“外国学者对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钦佩之至。”黄观程在接受采访时说。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为了让中国植物学后继有人，陈焕镛不断帮助新人在学科上有所成就。
吴德邻至今难忘，当年在研究所作为“小字辈”的自己如何在陈焕镛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兰花蕉科新科与新种的认定。
1962年，吴德邻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时，发现了两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一张采自广东信宜，一张采自海南保亭。
后经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并且是两个新种，分别为兰花蕉和海南兰花蕉，其中兰花蕉现已被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濒危物种。
当吴德邻拿着标本向陈焕镛汇报时，陈焕镛还邀请北京植物所教授汪发缵帮其鉴定。确认无误后，吴德邻十分兴奋，准备立即发表相关论文。
但陈焕镛却拦住了他：“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一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为了帮助吴德邻拿到国外的标本进行比较，陈焕镛当即写信给身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
“后来，陈所长又帮忙写信要了些外汇，寄给孙洪范，作为采集经费。我在不久后就收到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这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德邻回忆道。
在1963年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上，陈焕镛推举吴德邻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
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后来陈焕镛还亲自帮他修改英文摘要，并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更让吴德邻印象深刻的是，陈焕镛利用自己拉丁语的优势，在华南植物所开设拉丁语课的教学工作。
“那个时候拉丁文是做植物分类学必修的语种，但国内会的人并不多。”吴德邻表示。陈焕镛还亲手制作了拉丁语卡片，帮助大家记忆。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曾在回忆陈焕镛时谈到，当年，像陈封怀、蒋英等第二代植物学家都是在陈焕镛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听导师陈封怀先生讲过，他们师生打成一片，一有空陈老就找他谈话，并经常请客。陈封怀先生自己成为植物学专家后，对导师始终非常尊敬。”
“良师”“益友”是许多人对陈焕镛的评价，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风，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求真精神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思想，永远值得后辈学习。
薛社普
细胞生物学家
薛社普档案
薛社普（1917~2017），原名溥，祖籍新会。一生从事基础医学科学研究及教学。细胞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和生殖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社普是我国细胞生物与生殖生物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中国细胞分化调控研究的开拓者，在细胞生长与分化调控研究领域开创了红细胞排核机制的研究，并提出红细胞分化因子是哺乳类红细胞自然排核的产物的假说，此外有关男性节育药研究论文被视为权威论文，对生殖生物学和细胞药理学做出重要贡献。
薛社普院士共发表科研论文200多篇，专著7部，并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的《胚胎学》分册。先后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是医科院校首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15名。毕业研究生中获美国Fogorty国际研究奖学金者2名，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1名，获科技进步二等奖者4名，获第四届全国青年科技奖者1名，获青年科技基金资助者2名，"863"基金资助者1名，有数位毕业生已在国内成为教学科研的负责人、教授、主任;有些在国外担任单位主任和副教授等。
薛社普院士获教委优秀教学服务荣誉奖状及证书，国家教委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
历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国际解剖学联合会理事，国际形态科学会委员会委员及WHO人类生殖学男性组评议委员等职。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列入英国剑桥国际知识界名人传记。
薛社普：一个科研工作者
应具备的素质
是遵循科学的自然客观规律
1917年9月26日，薛社普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古井镇竹湾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年幼时家境不济，母亲早逝，薛社普从小立志要出人头地，他认为，一个人小时候多吃点苦是有好处的，也正是因为这份执着，薛社普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38年，薛社普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博物系，开始接触他喜欢的生物专业。1946年，薛社作为当时生物学系里唯一一位通过公费留学考试的学生，远渡美国求学，在“神经学之父”——维克多·汗布格的门下，开始了他颇有兴趣的实验胚胎研究，以准确的显微镜下鸡胚脊髓移植手术实验，论证了神经细胞的生长、退化和分化可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调控。
1951年，应沈其震先生的邀请，薛社普毅然归国，赴大连医学院任教，后调至中央卫生研究院，最终随单位合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工作。他在职期间，先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实验鸡胚实验室和第一个同位素放射自显影实验室。
作为一名细胞生物学家，在我国首创的男性节育药棉酚等的研究中，薛社普带领课题组乃至全国协作组完成了近万例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试用，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人口委员会邀请薛社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协作，并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综述论文。棉酚被誉为当时我国牵动国际男性节育科研的领头课题，薛社普为我国男性生殖生物学及节育药棉酚等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创建了网织红细胞与骨髓瘤细胞的胞质体杂交模型，发现波型蛋白基因被抑制与去核有关，揭开了哺乳动物红细胞自然去核之谜和去核的双期相现象；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哺乳类红细胞胞质中存在能逆转恶性分裂、调节基因表达和诱导终末分化的“红细胞去核分化因子（EDDF）”，提纯的活性物质对转化及肿瘤细胞有高活性的抑制生长和促进分化作用；克隆了不同阶段终末分化期相关因子的基因全长序列及其编码结构，以及提出了核浓缩理论和藉以终止肿瘤细胞恶性分裂的治癌新概念。
数十年的执着研究和不断探索，薛社普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论文，在欧美细胞生物学年会、国际形态学会议等学术讲台上作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报告。2006年，89岁高龄的薛社普，还在CellProliferation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贡献告诉大家，他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
叶玉如
神经生物学家
叶玉如档案
叶玉如（1955~ ），祖籍台山，出生于香港。神经生物学家，主要从事神经营养因子与神经元发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用于治疗神经性病患的可能性研究。1977年毕业于美国Simmons学院，1983年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玉如首先或参与发现了NT3、NT4和NT7三个新的神经营养素，在2002年代表中国参评联合国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获得特别荣誉称号。
叶玉如：45岁成为中科院最年轻院士
在2001年的时候，一位年仅45岁的香港美女生物学家，成为当时中科院最为年轻的院士。
这项荣誉，足够证明她的成就，这位出名的女生物学家名叫叶玉如，如今她已经在顶尖的学术论坛有数百篇论文，还拥有数十项科技研发专利，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非常大的名气，斩获诸多大奖。
与很多著名的学者不同，叶玉如的求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她出生在香港一个有些贫困的家庭。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她上学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为了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她更加努力学习，希望能不靠家里的资助上学。
由于自己的成绩十分不错，她一路靠着拿奖学金，成功读到博士，在22岁的时候就顺利进入到了哈佛医学院。
在中学时期，叶玉如受到自己生物老师的影响，从此她对于生物学产生了兴趣。
上大学期间，她又迷上化学实验，因此她就决心要专攻药理研究，属于将生物化学结合起来一起研究。
叶玉如由于成绩优秀，因此她在中学时期就已经离开了国内，不过她心里一直挂念着祖国，在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后，她一直在美国从事药物研发的工作。
后来她放弃了条件更好的研究环境，毅然选择回国进行研究。
她在香港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教研工作，培养人才的同时，组建自己的团队开展研究。
最初她的研究环境有些糟糕，只有4人的团队，幸好她克服了一切困难，慢慢将自己的团队发展起来。
如今她的研究团队已经成为国内重点实验室，拥有数十位科研人员。
叶玉如回国后已经执教20多年，她认为要真能把科研当成是兴趣，能一直保持着热度，这样才能让自己在科学领域有更高的成就。叶玉如自己就是这样一点点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她也希望自己的弟子们都能秉持着这种理念。
黄耀祥
水稻育种专家
黄耀祥档案
黄耀祥（1914~2004），祖籍开平，中共党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耀祥是水稻遗传育种及其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专家。上世纪50年代总结提出作物生态育种决策，开创水稻矮化育种，促进我国籼稻矮秆化，居国际领先地位，被誉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
黄耀祥：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
黄耀祥致力于水稻育种研究60多年，是我国水稻矮化育种的主要创始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耀祥就引领了我国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他启用矮生性主基因sd-1，育成了我国第一个杂交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1959年），使我国矮化育种走在世界前列。他对以矮秆为主体的水稻遗传学、生理学、生态学基础与矮秆品种优良性状的关系、创造理想株型与光合作用的关系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创建了矮化育种、丛化育种、半矮秆早长超高产育种、半矮秆早长超高产特优质育种、半矮秆早长根深超级稻育种等生态育种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快育种进程的“组群筛选”育种方法，是我国目前开展的超级稻育种的奠基人。
他一生笔耕不辍，在科学研究的同时，著有很多权威的论述，如《创造矮秆类型的水稻品种选育工作》、《水稻矮化育种之研究》、《广东省水稻矮化育种工作初步总结》、《水稻杂交育种组群筛选法之研究》、《水稻丛化育种》等。
黄翠芬
微生物、免疫及遗传工程学家
黄翠芬档案
黄翠芬（1921~2011），祖籍台山，是中国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免疫和遗传学工程专家，是中国首次研制成功四联创伤类霉素的人。
我国著名微生物、免疫及遗传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
黄翠芬获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称号；她的丈夫周廷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俩是一对受人尊敬的院士夫妻。
黄翠芬院士：海上漂泊56天回到祖国
毕生献给军事医学事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大洋彼岸的留美科学家们兴奋不已。此时，已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周廷冲与黄翠芬夫妇下定决心要回国参与建设。他们在导师李普曼教授的帮助下，购买了由美国旧金山开往天津的货船散票，冒着被移民局搜捕的危险，历时五十多天漂洋过海回到祖国。
1950年，黄翠芬与丈夫周廷冲在海上漂泊了五十多天之后，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当看到地平线浮出海面时，他们深深拥抱在一起。
回国后，黄翠芬与周廷冲来到山东医学院，投入到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中。黄翠芬担纲筹建“微生物教研室”，丈夫周廷冲挑梁筹建“药理学教研室”。在夫妻俩同心协力下，他们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两所教研室的筹建工作。当时，初具规模的两所教研室已经能够同时培养初、中、高级医务人员，这一创举被许多人称之为奇迹。
20世纪50年代，她成功研制四联创伤类毒素、高效甲、乙型肉毒类毒素；70年代，在国内率先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细菌毒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基因工程疫苗研究；80年代后，开展了基因工程多肽药物研究；1995年，黄翠芬主持的幼畜腹泻疫苗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肠毒素基因灭活，并保留了保护性抗原基因，成为国内第一个被批准试生产的基因工程产品。黄翠芬凭借这项研究成果再次获得国家进步科技奖一等奖。1996年，黄翠芬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以后开展分子肿瘤研究。
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军事医学，她说：“我实现了当年回国的初衷———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黄志强
外科学专家
黄志强档案
黄志强（1922~2015），祖籍新会，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专家，在肝胆外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科研、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实践，取得突出成就，贡献卓著。
从医70多年的黄志强，是我国肝胆外科奠基人之一，他最早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专科，在国际上第一个为病人成功实施肝动脉结扎术，被同行称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
黄志强：“胆道外科之父”
“医侠”“老顽童”
黄志强崇尚武侠小说里的英雄，尤其痴迷金庸。
他更是医学的信徒，最终二者合一，集毕生精力于手术剪，成为一名在手术室里救死扶伤的“医侠”。
按惯例，80岁以后，医生基本都不会再上手术台了。但黄志强不是。只要遇到疑难病症，他都要亲自上阵。
在整个医学生涯中，黄志强的开拓精神为其赢得了多个第一。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肝脏内部因为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管，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出血，因此一直被视为手术禁区，但黄志强认准了自己的判断。手术很成功，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这一术式国内外沿用至今。
2000年，78岁的黄志强凭借《肝胆管结石及其并发症的外科治疗与实验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2年，90岁的黄志强院士被授予“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这是授予在国际上为外科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专家的最高荣誉。
他玩微信，跳交谊舞，看3D电影，喜欢摄影，照相时总会调皮地比起V字。有人说他是个可爱的老头儿，也有人笑称他是“老顽童”。
在最后的影像资料中，他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带着浅笑，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身边的医护人员对他的评价相似，“他从来都是风度翩翩。”
“离开之前”，黄志强院士在事先写好的遗嘱上留下这么一句话，“生老病死是人的规律，我心坦然。”
陈灏珠
心血管病学专家
陈灏珠档案
陈灏珠（1924年~2020），祖籍新会，出生于香港。1949年毕业于前国立中正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作为我国心血管病研究的先行者，陈灏珠在70余载从医路上砥砺前行，勇于开拓，勤于进取，在临床领域不断创造着奇迹。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心肌梗死”医学名词的医生，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陈灏珠：医生最重要的要医德高尚，
对待病人要如亲人
“我家在江门新会还有祖屋，清明期间都会回乡祭祖，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江门市有一条‘院士路’，让我对这里尊重科学的态度印象深刻。”
——陈灏珠
与“心”结缘很曲折
从母亲去世，到走上学医之路，再到后来有幸跟随董承琅、陶寿淇等心血管病大家，陈灏珠与“心”结缘的经历十分曲折。但纵观整个经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陈灏珠自己对心脏病学的理解与思考。
江门日报：陈院士，请问您是怎么走上医学之路的呢？
陈灏珠：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在香港，我上初中二年级那年。那一年我的母亲因为患高血压，中风去世了。在当时，根本没有能把血压降下去的特效药，当时我就有个愿望：将来做医生，能为患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治疗。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香港随即沦陷。我家于1942年逃难回到新会老家，随后我到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市，进入当时的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粤北分校继续读完我在香港未读完的高中三年级课程，并于1943年中学毕业。中学毕业要考大学了，当时我心里更偏向于“学工”，做一名工程师。学校原要保送我到贵州的交通大学（现上海交大）就读，可由于战争切断了交通，根本去不了；又想保送我到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就读，那是国民党培养县长、省长和外交官的地方，但是我当时对政治不感兴趣，于是我报考了当时在韶关市招生的三所院校，即国立中山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在江西的国立中正医学院，以及广西的国立广西大学化学系。
后来知道，这三所大学我都考上了，但是当时最先收到的是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加上母亲去世一事对我的影响，就最终来到国立中正医学院，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江门日报：医学的范畴十分广泛，您为什么最后会选择从事心脏病学这一专科呢？
陈灏珠：1948年我在国立中正医学院读完了5年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理论课后到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实习一年。1949年实习期满毕业成为医生，被留在中山医院内科工作，当一名内科住院医生。内科是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和现在不同，它下面还未再分三级学科如消化内科、心脏内科、呼吸内科等，当内科住院医生的时候要在各个科病室间轮转。住院医生做完后，才能选专业。
当时我因为各种机遇，有幸跟随董承琅教授和陶寿淇教授两位我国心血管病内科学科的创始人学习。我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跟随过董承琅教授查病房，听他的病例分析。陶寿淇教授从美国带回了心电图学的知识和机器，当时我跟随他学习心电图并参与了一些他领导的关于心电图的研究。
1950年，陶寿淇教授带队到浙江嘉兴为人民解放军战士防治血吸虫病，我是队员。那时解放军官兵为了解放台湾，在河里练习游泳，因为上海郊区和江苏、浙江的河流是血吸虫病的疫区，结果很多人患了血吸虫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唯一的方法是采用三价锑剂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这对心脏和肝脏都有一定毒性的。我们在治疗期间就定期作心电图检查，观察病员心电图变化，保证心脏安全、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到抗美援朝的时候，陶寿淇教授和我在1952年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七大队来到齐齐哈尔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诊治从前线转下来的病情复杂的伤病员；同时建立一所军区学校，培养中级医务人员。每天要负责医疗救治，又要搞教学，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都一一克服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我把内科各个专业做了一个比较，觉得心脏内科的发展潜力很大，就确定了往这个当时还不那么热门的方向发展。
开创了我国现代冠心病
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困难。在此期间，陈灏珠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创造了国内医学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他逐渐蜚声国际。
江门日报：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曲折。受到西方国家封锁，很多技术、仪器都没有，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
陈灏珠：确实，当时物质条件是十分缺乏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同事们开始研究介入诊断冠心病的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的临床应用。我们先要进行实验研究，当时，国内的设备还十分落后，例如造影手术首先需要X线机，进口的冠状动脉造影X线机球管可以转动，从不同角度拍照，可是医院的老设备在拍照时球管不能转动，只能固定在正侧位上。怎么办呢？大家讨论后认为既然X线机的球管不能动，何不自制一个能转动的手术床？
我们想到独木舟底部如果有个支点，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转动。于是找来木板，做了一张像“独木舟”似的船形床，病人睡在上面可以沿着纵轴旋转，解决了造影时要从不同角度拍照的问题。当年，我们医生常要自己动手设计很多仪器，我们的心外科医师就曾自己做过人工心肺机，设计出草图之后，由协作单位和医院的修理组师傅制造出来。
江门日报：我知道您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治疗过几起难度极高、意义深远的病例，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经过吗？
陈灏珠：在我研究介入诊断冠心病的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大概1年后，在人尸体上模拟此手术操作也已经取得成功。这时一位患者因胸痛住院，经过各种检查怀疑患有冠心病，但是无法确诊，医院领导批准为他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手术操作要求将一根管子通过皮肤送到心脏的血管里，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些操作都有可能发生关乎生死的事件，病人很担心，不愿意接受手术。我和同事们也有很大压力，一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生们都十分谨慎，不敢做有风险性的手术；二是这项手术在病人身上做是国内第一次，担心造影剂充满冠状动脉后引起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引起心肌梗死。最终我们在1973年4月23日施行手术并取得成功，虽然时间只有不到1个小时，但却开创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197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到江苏无锡抢救来访的美国专家。患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寄生虫病专家巴茨教授，在我国访问期间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当时，治疗心肌梗死还没有现在常用的“溶栓疗法”和“介入疗法”，但那时已有“监护治疗”，就是严密监护病人，及时发现和治疗并发症，促进坏死心肌的愈合。用这种方法治疗，在我国心肌梗死住院病死率已降至15%左右，国外也基本是这个数字。当时我被指定为治疗组组长，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医疗问题，抢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和无锡同事24小时监护病人，及时发现和治疗先后发生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包炎、呃逆等并发症，成功使病人度过这些难关，3周后恢复了健康并回国。
后来，1976年的美国《内科文献》杂志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报导，认为我们给予病人的治疗水平达到国际标准。中国医生夜以继日地抢救病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折服。美国同行对我们所用的医疗设备和药物都是中国制造的表示惊讶，他们没有料到被西方国家封锁了20多年的中国居然能自力更生地发展，并且抢救心肌梗死病人的治疗措施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1976年时，我遇到一例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手术治疗后发生心房颤动，用奎尼丁转复心律中发生“奎尼丁晕厥”（即由奎尼丁的副作用引起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等心律失常）。作为常用的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的药物，奎尼丁一直在临床广泛使用。但奎尼丁本身会引起恶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引起晕厥、抽搐甚至死亡。当时，这位患者在10小时内反复发生晕厥、抽搐29次，用各种方法治疗都仅取得暂时的效果，患者生命垂危，我和同事半步不离病床前观察患者病情，就这样经过密切观察终于得出用药规律，果断采用了超过正常剂量15倍的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完全控制快速心律失常后减量维持6天，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彻底得到控制。当时脑子里只是纯粹地想要尽快把病人救活，可当回过头来总结这次治疗经验，查找文献时我们才发现，这一方法从未有人尝试过，属国际首创。
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获国际肯定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陈灏珠也开始奋力弥补那“丢失的十年”，勇攀学术高峰。
江门日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期以来您的研究工作吗？
陈灏珠：上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我以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腔内超声显象技术为主攻方向。虽然此前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在临床上已被成功应用，但这只反映了冠心病介入性诊治研究发展的一个方面，后来我和同事们又钻研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显示血管壁病变的实验研究，并在1991年时做了相关报告，随后应用于临床取得成功。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是无创性超声检查技术与有创性的心导管检查技术相结合的诊断方法，能提供冠状动脉和其他血管的超声切面显像。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诊断，有时会看不出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病变，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点。1995年在澳门和香港的心脏病学国际会议上，我们汇报了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高度肯定，认为这是心脏病学超声诊断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无论是在医疗、教学还是科研工作中，要重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但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要立足于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为广大病人服务，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50万元科技奖全部捐给家乡
陈灏珠院士是32位江门籍院士中回乡次数最多和最频繁的院士之一。对于家乡，他有一种深深的眷念。2010年，陈院士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他把5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支持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江门日报：您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不长，但现在却几乎每年都回家乡，有什么原因吗？您对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有何建议？
陈灏珠：虽然我只在家乡生活过最长只有半年时间，但和家乡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一方面父母都葬在家乡，另一方面在家乡还有祖屋和亲人。每年4月份，在广州会举行一次心血管病的学术会议，主办方都会邀请我参加，我也会趁这次机会回家乡祭祖，并见见家乡的父老乡亲。这几年回乡感觉棠下的变化很大，过去到处是农田，现在已经是城市的样子了。
2012年4月份回乡还有一个目的，2010年我获得上海市科技功臣奖得到50万元奖金，我希望把这些钱捐给家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这次回去也是为了落实这件事。除了这50万元，加上蓬江区、棠下镇支持的部分资金，在石头村兴建一座卫生服务中心。这次回乡能办成这件事，我很高兴，也了却我的一桩心事。
据我了解，江门市中心医院等几家大医院发展得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五邑中医院，很有特点，在发展中医方面做得很好，同时也发展现代医学，这在全国来说还比较少，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认为，江门的医院要走跟一般大城市医院不同的道路，可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一定要全部科室平衡用力发展，如果能形成一个或几个自己的特色科室，真正做出名气来，就很好了。
史轶蘩
内分泌专家
史轶蘩档案
史轶蘩（1928~2013），祖籍江门。中国现代内分泌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应用神经内分泌药物治疗下丘脑—垂体疾病的开拓者，她带领完成的“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汤钊猷
肿瘤外科专家
汤钊猷档案
汤钊猷（1930~ ），祖籍新会。著名肿瘤外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汤钊猷在肝癌的早诊早治、复发转移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创立“亚临床肝癌”学说，是汤钊猷肝癌研究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突破，不仅挽救了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也让汤钊猷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金牌奖，以及我国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汤钊猷：抗击肝癌的开拓者
位于上海枫林路上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是汤钊猷起步的地方。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不断有罹患肝癌被判了“死刑”的病人，在这里获得“新的一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活过了5年，有的甚至活得更长。汤钊猷的名字也因着这些生命的奇迹被众多患者牢牢记住。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需要战胜它。早在上世纪60年代，在血管外科领域已“深耕”10年的汤钊猷，听从组织安排，转向研究肝癌，“你不做我不做，事情总有人要做。”他回忆，一次晚上5分钟里死了两名患者，一个推车推走两具尸体，这件事永世难忘！
1968年，汤钊猷正式从事肝癌工作，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谦逊地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从一滴血查验“甲胎蛋白”找到没有症状的早期肝癌；一件是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事，即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
本着对自己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汤钊猷80岁以后还出版了5本高级科普书，力求以己之力提升肝癌科普水平。
甄永苏
微生物药物与细胞工程学家
甄永苏档案
甄永苏（1931~ ），祖籍开平。微生物与生物技术药学、肿瘤药理学专家。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甄永苏从事微生物来源的药物研究，主持研制平阳霉素、争光霉素、光辉霉素、博安霉素等抗肿瘤抗生素，其中平阳霉素被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被列为国家基本药物。
甄永苏：在抗肿瘤药物研发前沿
不懈求索
从事科研工作“贵在坚持”，也“贵在应变”。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研究，即使在国际上曾一度出现低潮的时候，甄永苏也不言放弃，终于在研制小型、高效的抗体靶向药物中作出新的贡献。
情系医药研究
甄永苏，1931年11月10日生于广东台山市（原台山县）公益埠（镇）。祖籍广东开平市（原开平县）簕冲乡龙凤里。父亲甄兆仁是在新昌和公益两地开业的牙科医生。因医术高超，乐善好施，在故乡声名远播。母亲余瑞英善良淳朴，勤俭持家。他的父母重视教育，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三儿三女都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
1938年，甄永苏上小学了。但是日本侵华的战火，已经燃到他的家乡。日寇飞机常来轰炸，不能正常上课。家乡临近敌占区，鬼子一来扫荡，老百姓就四处逃难。颠沛流离中，父母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上学读书。甄永苏小学6年5易学校。他至今记得这5所小学是：公益公理小学、大江来安小学、公益如柏小学、簕冲大塘基小学、新昌中心小学。由此他从小就期盼祖国强大，不再受人欺辱，读书救国的志向油然而生。
1943年秋天，他考入台山县风采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翌年5月，盘踞江门市的日寇再次扫荡并长期占领台山、开平等地。年底全家迁往恩平县城避难。1945年春，进入“恩平县立中学”读初中二年级上学期。5月，日寇侵犯恩平，全家逃难至乡下，再度停学。8月，日本投降了，全家返回故乡台山县新昌（现属开平），他回到“风采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在战乱频仍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放松学业，而是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坚持把缺失的功课补回来。
1946年秋天，甄永苏考入在台山县公益埠的广东省立越华中学读高中。此时，他对于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受父亲和在广州中央医院从医的大哥甄进稳的影响，立志习医。1949年8月，他在广州参加了国立中山大学的入学考试。天道酬勤，梦想成真。那一年中山大学医学院考试仅仅录取了32名。“金榜题名”登在了当时广州的联合报、大光报上。这年11月，广州解放。年底，甄永苏开始了医学院的学习生活。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孙中山先生创立于1924年的国立广东大学。为纪念这位世纪伟人，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著名医学教育家柯麟的带领下，中山医学院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教学、科研和医疗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与岭南大学医学院及广州光华医学院合并，成为华南地区最高医学学府和卫生部所属的六所全国重点医学院校之一，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医学界颇有声望的大师、名家。学校发展，大师云集，使甄永苏这一代成为最幸运的莘莘学子。
1954年，甄永苏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病理系。在杨简教授和王蘅文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局部神经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课题研究。两位老师是我国实验肿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然也成为甄永苏步入科学殿堂的启蒙者、引路人。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学习实验肿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学，建立实验肿瘤模型以及掌握相关的技术方法，为日后开展抗肿瘤药物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要在12年内使一些最急需的学科（包括抗生素）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发展规划。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成立。建所前，沈其震院长安排甄永苏参加研究所的筹建，建所后负责抗肿瘤抗生素研究项目，成为肿瘤研究组（室）的负责人。
其实，早在建所之前的1955年，时任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沈其震教授，根据国际医药科学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地作出了研究抗肿瘤抗生素的决策，并安排甄永苏参与这个新课题。那一年开始，甄永苏有机会在抗肿瘤抗生素研究的前沿开展工作。
抗生素研究和新药开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来源于微生物的抗肿瘤药物，成为全世界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崭新的世界性课题，预示着恢弘的前景也伴随着无尽的难题。面对失败，甄永苏没有抱怨，更没有退缩，积极开始探索建立新的方法。1965年，经过大量缜密的试验，甄永苏建立了“抗组织细胞谱”方法并应用于筛选，获得阳性的684号菌株，其活性成分经理化性质研究，证明为mithramycin，定名为光辉霉素。在此基础上，1966年，甄永苏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初筛方法——“精原细胞法”。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甄永苏率领他的研究团队，使用多种筛选模型和方法，筛选了近10万个微生物菌株样品，曾检出抗肿瘤抗生素30余种。
在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中，甄永苏院士深深体会到，从事科研工作“贵在坚持”，也“贵在应变”。比如在开展筛选工作的早期，他和研究组大干3年，筛选了几万个菌种，却基本一无所获，是坚持让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研究，即使在国际上曾一度出现低潮的时候，他也不言放弃，终于在研制小型、高效的抗体靶向药物中作出新的贡献。
“行百里者半九十”——源自西汉《战国策》的名句，是甄永苏的座右铭，激励了他一生。而具有这种精神品格的人，必将百折不挠，玉汝于成。
李绍珍
眼科学专家
李绍珍档案
李绍珍（1932~2001），祖籍台山。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绍珍是我国眼科学界的首位工程院院士，她主持的《白内障防治研究》获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1995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她主编的《眼科手术学》于1999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绍珍：光明使者
李绍珍院士作为一名学者，在科研工作中总是孜孜不倦，积极探索，正如她所说：我们自己要继续学习，知识要不断更新，思想上紧跟时代。她也是这样做的。她从1959年起在中山医学院参与建立第一间眼科生化实验室，开始进行中国人晶体化学成分分析。
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绍珍院士就随着毛文书教授下乡开展防盲治盲工作。几十年来，她的足迹踏遍南粤大地的工矿和农村。
她主持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晶体超声乳化手术学习班，培训了来自中国各地近千名眼科医生，促进人工晶体植入术在中国的推广和提高。
几十年来，李绍珍院士勤奋地工作在临床医疗第一线，以精湛的诊治技术，热情周到的服务，良好的医德医风，深受眼疾患者好评。
宋尔卫
临床肿瘤学家
宋尔卫档案
宋尔卫（1970~ ），祖籍鹤山。1995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2000年获中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
宋尔卫长期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在国内早期开展乳腺癌保留乳房根治术，并发现保乳术保留的肿瘤微环境组织对后续抗肿瘤免疫治疗具有重要价值。其团队主要围绕乳腺癌等恶性肿瘤转移开展研究，在非编码RNA（ncRNA）和肿瘤微环境调控癌细胞可塑性与肿瘤转移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其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Cell、Cancer Cell、Nature Immunology、Nature Cell Biology、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曾两度入选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08年及2018年），并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曾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奖”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宋尔卫：科学精神的种子
跳出限制拥抱一切可能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课堂，17岁的宋尔卫第一次听老师说到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这本创刊于1869年的杂志，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期刊，内容始终瞄准全球科技领域最重要的突破。
科学精神的种子在宋尔卫心中埋下。但他并没有想到，往后的日子会与科学研究结下如此深缘。
当时的课堂，老师从不照本宣科，也不会只围绕高考和竞赛的指挥棒教学。他们总是鼓励我们跳出条条框框拥抱一切可能，教会我们归纳总结，引导我们对问题刨根问底，而并非满足于提高分数，盯着眼前利益。科学精神的种子就这样萌芽了。
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要做科研、攻难关，但至少得用做科研的思维指导临床。因为学术研究能培养学习和阅读文献的习惯，磨炼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提升协调管理的能力，开阔专业的眼界和视野，培养心胸宽广的情怀。总在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从新医生到好医生得历经丰富的临床实践，做到刻苦学习、严谨认真；从好医生到名医生，要学会钻研思考、提炼问题、沟通协调；从名医生到临床科学家要有国际视野、合作精神和宽广的胸怀。简言之好医生要看好病，名医生要制定好指南和共识培养更多好医生看好病，而临床科学家的责任是要推动医学理论和医学科学的发展。
“生命是什么？”
或许，是萤火虫摇曳的光影，
是双螺旋精巧的构型，
是古生菌漂游在火山深海；
又或许，是这束光打在你的视网膜，
把文字的信息传入大脑。
有人说，
一切知识都来自人类的好奇，
而最让人类好奇的莫过于
生命的奥秘。
而在这一征程之中，
12位五邑籍院士孜孜不倦
探索自然的规律、
揭示生命的本质和奥秘，
为人类更美好的生活进行了
不懈奋斗！
运营：恩平市融媒体中心（恩平广播电视台）
原标题：《【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这些五邑籍院士打开生物医学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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