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流感与美国现代医学的奠基

作者：王韵壹、李英、熊慧卿

世纪大流感与美国现代医学的奠基

1918年流感期间，美国密苏里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抬着担架。

■杨靖

1918年暴发的世纪大流感造成全球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大流感也是战争提前结束的主要原因——因为各国都无力补充兵源参战。被称为“西班牙女郎”的大流感并非源自西班牙，而是西方列强污名化的产物：仅仅因为一开始西班牙感染人数最多（高达800万，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未能幸免）。日后的医学研究表明，最早的病例恰恰出现在美国的军营。

1917年秋冬季节，赴欧参战的美军大多驻扎在狭窄而闭塞的营地，最适合流感病毒传播。随队的军医认为初发症状与普通流感并无二样，因此并未循例上报。当然，在当时情势下，即便上报，也不可能引起军方及美国政府的重视，因为当局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赢世界大战。

1918年夏，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返回国内，病毒开始在全美各地蔓延。当最后一波（前后共三波）流感在1920年春消退之时，美国军民死亡人数高达67.5万人。不仅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疾病的传播速度也令人无法想象——除了大西洋个别小岛，几乎每个城镇都受到疾病的冲击。更可怕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流感病毒已经发生变异，正如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维克多·沃恩医生通过在费城地区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这次疫病就像战争，它专杀年轻人和身体强壮的成年人……那些喉咙嘶哑的男人要么很快痊愈，要么一命呜呼”。医院的病房很快变成太平间，“让人感到疾病的凶残”。

不堪重负的红十字救护队每天只能回应一小部分求救电话，因此学生、教师、退休人员、家庭主妇都被动员充当志愿者。移民社区受到的打击最大：恶劣的居住环境、生活贫穷和种族歧视使得这部分人更经不起疫病的冲击。作为大流感的亲历者，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回忆说：“在费城的太平间，尸体三五成群地堆积在走廊上和几乎每个房间里。他们身上盖着肮脏、血迹斑斑的被单。大部分尸体没有涂过防腐剂，也没有被冷藏。有些尸体开始腐烂……”1918年10月堪称美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大流感之所以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主要与一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满足军事需要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战国首要的事项，战时物资供应情况与生活条件的恶化（如食品配给制度等），致使人体免疫力下降。此外，公共卫生部门被纳入军队系统，医疗资源优先分配至军队，导致普通民众在享用医疗资源方面受到很大限制。更重要的是，战争期间，为鼓舞士气，各种和平集会、集体募捐等活动在各地轮番上演，加上频繁的军事调动，不仅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也使得流感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当然，战争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美国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及其决策效能。疫情出现后，为防止造成恐慌，政府刻意隐瞒疫情并封锁消息，禁止发布任何相关统计数据，即便在疫情蔓延时仍矢口否认患病率和死亡率。政府甚至要求纽约市卫生部长科普兰等医学权威出面向公众保证：不存在大面积流感暴发的危险。上述误导使人们放松了警惕，最终酿成严重后果。

至于流感出现的原因，当时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世界大战，认为战争中使用的毒气、尸体腐烂后产生的瘴气、炮弹爆炸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污染了大气，从而促使流感病人死亡。也有人将病因归咎于煤矿的粉尘、跳蚤、污水，坚信恶劣的环境是流感生发的土壤。最耸人听闻的是，1918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一位美国卫生官员的谈话，宣称病因源于德国人不远万里的“投毒”。这种无稽之谈，除了煽动仇恨，对缓解疫情并无丝毫帮助。

很显然，流感杀伤力如此之大，其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医疗水平落后、医疗设备简陋以及人手严重不足。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十年，美国医学界流行的仍是欧洲传统的放血疗法。即使在欧洲医学发生变革之后，美国医学仍旧迟迟未有改变，其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尤其落后。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的学生具有坚实的化学、生物及其他学科的基础，然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初，医学院的门槛还是比名牌大学低得多。不少医学院规定，只要缴纳学费，任何人都可以跨进医学院大门，并轻而易举地获得文凭。如此培养出的医疗“水军”，在大流感中自然会被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