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塔为证:佛教在中国的适应与转化



按:佛教传入汉地之初,佛陀常常被视为“仙人”,和黄帝、老子一样被人们供奉和祭祀。因此汉地最早的佛寺雏形“浮图祠”的建筑样式,既有佛教标志性的相轮,也有汉地的传统楼阁。与印度、中亚地区的寺院有着相似之处,又与汉地黄、老之类的神仙观念和祭祀特点密切相关。此种印度、中亚佛寺建筑与汉地本土建筑间的协调与平衡,也正表征着佛教在中土的调整与转化的过程。

寺塔为证:佛教在中国的适应与转化

文 | 周胤(《读书》2019年10期新刊)

相传东汉时期,汉明帝(五七至七五年在位)曾夜梦金人,遂派遣蔡愔和秦景出使西域,寻访佛法。蔡愔于永平十年(六七年)和迦叶摩(Kā.yapa Māta ga)、竺法兰(Dharmaratna)东还洛阳,并以白马负《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为纪念此事件和安置两位僧人,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由此建立。但在东汉(二五至二二〇年)和三国时期(二二〇至二八〇年),佛教的这一萌芽似未在汉地有进一步的发展。

白马寺(来源:qunar.com)

这一宗教在中国的勃兴实际始于晋时(二六五至四二〇年),而佛寺的兴起也在此期。佛教受到士人的喜好,并赢得了帝王的支持。一些寺院遂在当时的都城(如长安、洛阳、建康)中建立,这一外来宗教的传播速度也得以加快。当佛教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时,其与汉地本土所固有的一些观念也开始频繁产生冲突,如“三世因果”的理论对儒家和道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也对汉地传统的家庭观念、政治社会的等级制度等提出了挑战;其出家修行的制度甚至提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了激烈而无休止的争论。为了生存和融入新的环境,佛教徒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做出了相应的妥协与调整,如礼敬帝王、借用道家和儒家的一些观念来阐释自己的教义和思想等。另一方面,佛教用语、佛教艺术以及佛教文学等,也逐渐渗透到汉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影响和改变着原有社会的形态。笔者将以佛教建筑为例,阐述东西方间动态交流的情况,以及印度、中亚佛寺建筑与汉地本土建筑间的协调与平衡,进而阐释佛教于公元一至六世纪间在中国的转化过程。

佛教在汉地传播之初,尤其是东汉时期,归信者甚少。法令上禁止汉人出家,因此当时在汉地活跃的佛教徒大多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也正因如此,他们所居住的佛寺很可能是按照其所熟悉的西方风格设计的。对洛阳出土之“佉卢文”井栏题记的研究表明,在东汉灵帝和献帝时期(约一七九至一九〇年),京都洛阳曾有贵霜僧团存在,亦有寺院可能依据印度或中亚的建筑布局而立。中古早期的文献也提示我们,之后的魏晋时期仍有一些寺院仿效印度或中亚的风格建造。如《洛阳伽蓝记》载:“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四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堂。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浴堂下犹有石数十枚,当时园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叹息焉。”

佉卢文井栏残石,1924年河南省洛阳市采集(来源:chnmuseum.cn)

除“形制甚古”的三层浮图外,宝光寺尚有浴堂和水井设施。浴堂乃佛诞日举行浴佛仪式之场所,为了供水,寺院内部或其附近通常会挖掘水井,因此浴堂和水井为印度及中亚寺院之一重要组成部分。范祥雍曾注释上述“浴堂”云:“《南海寄归内法传三》云:‘那烂陀寺有十余所大池,每至晨时,寺鸣健椎,令僧徒洗浴。……世尊教为浴室,或作露地砖池,或作去病药汤,或令油遍涂体。夜夜油恒揩足,朝朝头上涂油。明目去风,深为利益。’是寺有浴室,此制亦仿自印土。”除那烂陀佛寺(Nalanda Vihara)外,古印度寺院中设有浴室、水井之情形,亦见于洹精舍(Jetavana Vihara)的遗迹中。考古报告显示,洹精舍的建筑基本都为砖砌,在精舍内部,存有贵霜至笈多时期的砖砌浴堂及水井遗迹。因此可推断,宝光寺的形制和布局,极有可能“仿自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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