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动态变化可以作为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的生物标
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方案，但其可导致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发生，严重irAEs可导致临床死亡并影响免疫治疗的广泛应用，深入了解其发生机制有助于临床及时有效诊治。目前对于irAEs的生物标志物主要集中于基线的临床及病理特征，比如PD-L1和TMB等。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定义是由于T细胞的活性改变所导致的免疫激活，可引起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从而引起相应器官的相关症状，作为其核心事件的免疫激活中的免疫因素，特别是在基线、irAEs发生及其消退的动态变化中的生物标志物还未见报道，从而无法在临床中及时有效进行诊断及治疗。
近日，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研究者们在Frontiers in Oncology杂志上发表了题为“Increased Circulating Levels of CRP and IL-6 and Decreased Frequencies of T and B Lymphocyte Subsets Are Associated With 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During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PD-1 Inhibitors for Liver Cancer”的文章，该研究回顾了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期间确诊为肝癌，并接受至少一个周期的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为主，83%）联合TKI（仑伐替尼为主，91%）治疗的患者情况。共计67例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其中31例未发生irAE，36例（53.7%）至少经历了一次任何级别的不良事件，17例（25.4%）发生了G3/G4不良事件。抗癌管家-康爱管家，我们一起抗癌，治愈癌症不是梦。所有经历严重irAE的患者均根据临床指南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作者比较了irAE组和非irAE组的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6和淋巴细胞亚群基线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在irAE患者中，irAE发作后，CRP和IL-6计数增加（P0.05）。当患者康复后，他们的CRP和IL-6水平恢复到基线水平（图A）；然而，淋巴细胞亚群没有恢复到基线。在没有irAEs的患者中，基线和随访截点之间的上述因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文章还进一步评估了G1/G2和G3/G4 irAE患者之间CRP、IL-6和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差异。与G1/G2 irAEs患者相比，G3/G4 irAEs患者在irAE发作时CRP和IL-6水平升高更多，CD4+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水平下降较少（P
安全性管理是PD‑1/PD‑L1免疫抑制剂在临床使用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在免疫治疗期间，irAEs可能发生在任何器官和组织，但通常是可治疗的，并且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较低。有几个因素已被证明是irAEs的潜在危险因素，例如自身免疫性疾病家族史、体重指数 (BMI) ≥30、女性和高龄等。抗癌管家-康爱管家，我们一起抗癌，治愈癌症不是梦。一些细胞因子，包IL-17、IL-2、IL-1等，也已被证明是irAE的危险因素。C反应蛋白（CRP）和IL-6是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常用指标，已被证明与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irAEs发生有关；然而，在经历过irAE的肝癌患者中，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尚不清楚。
本文研究首次发现肝癌患者irAE发作时CRP和IL-6水平出现短暂升高，在irAE解决后恢复到基线，而且irAE严重程度与CRP和IL-6水平呈正相关。CRP和IL-6可能是irAEs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在临床管理irAE时可以加以关注，可以更好地辅助irAEs的诊断与治疗。
本文转自肿瘤资讯（由“抗癌管家网站-康爱管家”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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