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推进人类史前历史研究

作者：杨超月

　　人类史前历史研究有着多种方法，通过考古学研究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通过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在语音、词汇、文法上的历时变化，而通过遗传学可以探究史前人群间的亲缘关系。近年来，考古、语言和遗传学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进了我们对人类起源、演化和迁徙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认识。

　　考古、语言和遗传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

　　早在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就曾预言：“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完好的人类谱系树，那么人类的谱系分布就可以为目前世界上各种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在之后几年，语言学家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采用生物学中的谱系树结构探索印欧语系（以下简称“印欧语”）中拉丁语、梵语和希腊语之间的亲属关系，开创了研究语言谱系理论的先河。以后的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使用不同方法来检验人类基因与语言演化的关系。近二十年来，演化语言学家借用生物学谱系发生学原理，使用贝叶斯系统发育方法，通过同源词和词法距离矩阵等构建了印欧语、南岛语和汉藏语系等的谱系树，对各语言的起源、分化和扩散历史作出推断。

　　在20世纪80—90年代，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等发现用世界上不同人群的上百种经典遗传标记（如人类白细胞抗原等）构建的谱系树与世界语言的谱系树有非常高的相似性，两者只是在一些细微的节点上稍有差别，并且这些遗传特征与其地理区位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他又综合了当时考古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上的发现，用现代族群的遗传变异数据去反推人类的史前迁徙历史，这成为了利用遗传学手段研究人类历史的开端。与卡瓦利－斯福扎几乎同时期，帕博（Svante Pääbo）开始尝试从古人遗骸中提取DNA。此后的三十年里，研究者们探索和建立了古DNA研究标准，新技术新方法也不断涌现，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继碳十四之后带来了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自2008年，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出现以及测序价格的不断降低给古DNA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古DNA研究进入了古基因组学大数据时代。海量的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改写了我们对人类史前历史的认识。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同时人类又是语言演化的载体。考古学的文化传播理论认为，某种考古学文化可能与某个特定人群的活动相对应，而该文化发展与传播则与此人群的迁徙活动密切相关。在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的史前时代，语言和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多是经由人类的迁徙和流动来实现的。古DNA通过回溯人类的迁徙混合历程，并结合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衔接起文化和创造并传播文化的人，为追溯印欧、汉藏和南岛诸多语言的起源传播以及考古学文化的扩散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印欧语的起源和跨大陆传播

　　印欧语的起源与扩散研究从首次提出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对印欧语起源的研究最早来自于语言学的探索，旨在为印欧语确定系属，以及为其他各语言确定语支。印欧语的起源及扩散路径是多学科间争议较大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目前主要集中于安纳托利亚假说和库尔干假说。安纳托利亚假说认为印欧语系的扩散与公元前6500年开始的安纳托利亚的农业经济扩张有关，并且由安纳托利亚语族是最早从原始印欧语中分化出来的，推断安纳托利亚语必定与印欧语的起源地有关，之后随着语言传播人群的人口增长，印欧语随着人群迁徙而扩散到欧洲，替换了沿途的狩猎采集者的语言。库尔干假说则认为印欧人起源于东欧大草原上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这是一个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中期的考古学文化，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300—2600年。从语言学上看，除现已灭绝的安纳托利亚语之外，其他印欧语言都保留着与车子（wagon）有关的同源词汇，说明印欧语的传播可能受到使用马车的颜那亚人群的重要影响。古DNA证据表明，欧洲在一万年以内至少经历了两次人群大融合：第一次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业人群随着农业扩张在8000—7000年前开始向西扩散进入欧洲东部，形成欧洲早期的农业人群；第二次是与青铜时代早期颜那亚文化有关的东欧草原游牧人群在5000年前向西涌入欧洲腹地，同时向东越过中亚，横跨阿尔泰山，直达蒙古高原，随后又向南亚传播。从基因证据来看，颜那亚人的迁徙路径与假设的印欧语扩散路线更一致。如果印欧语是伴随着青铜时代的草原人群而起源和传播的，那如何解释安纳托利亚语是印欧语中最古老的分支呢？我们发现与北高加索地区6300年前铜石并用时代的古人群相比较，颜那亚文化人群和所有后来的草原游牧人群都带有先前未被发现的东欧农业人群相关的祖源成分，原始的印欧语就很有可能是由安纳托利亚进入东欧的早期农业人群带到欧亚草原上的，这为高加索山南部地区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是印欧语的起源地提供了可能性，并为印欧语的早期分支是安纳托利亚语作出了解释，而印欧语的后续传播却是由青铜时代草原人群的迁徙所驱动的。

　　汉藏语系与农业的共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