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率明显增长，提高炎症性肠病诊疗从何入手

作者：王韵壹、李英、熊慧卿

　　一文梳理IBD诊疗现状。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主要累及肠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中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IBD不仅累及消化道，也侵犯肠道外如关节、眼等器官和组织，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正值5月19日世界IBD日，“医学界”有幸邀请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曹晓沧教授为我们解答IBD诊疗相关问题。

　　发病率明显增长，2020年IBD迎来生物制剂时代

　　曹晓沧教授指出，目前在IBD领域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流调数据，但根据近几年国内IBD学者进行的局部地区调查可见，我国IBD发病率相比西方国家较低，但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南方CD患者较多，北方UC患者较多。“但无论是UC还是CD，近年来都体现出明显的增长和年轻化趋势。”曹晓沧教授补充道。

　　随着2020年，IBD领域多种生物制剂相继获批上市，国家医保谈判启动，IBD治疗进入生物制剂时代，目前IBD领域已有不少大分子生物制剂、小分子生物制剂在研，未来在药物治疗领域有较好的前景。

　　此外，非药物治疗方面，干细胞治疗、肠道菌群干预治疗、功能食品等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供IBD患者选择的治疗方法将会越来越多，真正能够实现IBD个体化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IBD病患人群疾病谱、基因背景等与西方国家均有较大的差异，如在西方国家所证实IBD易感基因在我国尚未得到完全验证，而我国学者在中国IBD人群中进行的易感基因研究也发现了不少中国独特的易感基因；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是结核病的高发地区，在IBD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需十分留意；此外，在饮食结构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导致在预后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

　　“这说明，IBD领域我国跟西方国家有相似，但存在强烈的中国特色，需要IBD专家立足我国国情，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诊疗策略。”曹晓沧教授表示。

　　诊断率有所提高，仍需加强多学科合作诊疗

　　IBD的诊断一直是IBD领域的重点、难点，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提高，医学技术的进步，IBD的诊断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体现在检出率的提高。我国肠道临床检测手段中，非侵入性的如CT、核磁，随着检测仪器和技术的迭代，已与国际同步；侵入性的如肠镜、胃镜、小肠镜等大大拓展了临床医生对深部肠道的检测。此外，化验检测和病理检测水平在与国际的交流中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体现在诊断延误的降低。国内学者的研究数据显示，从患者发病到确诊的间隔时间目前已得到了大幅度的缩短。

　　毋庸置疑的是，当前IBD的发病呈不断增长趋势，有学者预测，到2025年，我国IBD患者数量将从当前的30-40万增长至150万。“到那个时候对我们医疗机构的压力将会变得非常大。”曹晓沧教授说道。

　　对于IBD的诊疗难点，曹晓沧教授指出，IBD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都较为复杂，且常伴有并发症，消化内科几乎难以单独完成。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是较适合IBD的诊断、治疗模式，采用MDT能更好地达成IBD的治疗目标。

　　这就要求参与MDT的成员除了掌握本专业内容，还需向交叉学科方向，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边界和临床经验；此外，MDT的成员还需不断提高团队协作的效率和默契，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和高效地帮助患者。

　　为了未被满足的需求，从1.0 MDT到2.0 MDT

　　那么，未来，提高IBD规范诊疗，我们还需做哪些努力？

　　“除了在院内做多学科联动去帮助患者，院前诊疗、院后诊疗是不是临床的痛点？这是不是造成患者最终未能达成最理想治疗的原因？”曹晓沧教授说。

　　这是传统的医院诊疗模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把院外诊疗和院内诊疗融合在一起？曹晓沧教授和我们分享了近期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MDT团队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做的尝试，实现线上+线下的一体化、一站式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打造2.0版的MDT，打破患者就诊的物理边界，实现对患者实时治疗、长期治疗、终身治疗的目的。”曹晓沧教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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