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框架下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模式研究

作者：张馨予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21)03-0028-07

一、引言

哈贝马斯将政府本质界定为“外部性补偿”，并将其总结为经历了“夜警国家”“福利国家”“安全国家”的演变过程。[1]它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内含的“风险”在内容、强度、维度、形态上的变迁逐渐内化于人类社会，而人们不得不基于“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2]建构的“体制性行动(institutional action)”。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新兴技术知识边界、技术深度和市场应用的拓展，引发了人们对新兴技术及其行为主体的风险关注，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3]，又使多元治理主体不得不建构起一套“新兴技术风险治理模式”，以回应新的治理问题情境。

其中，以转基因技术尤为明显。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建构风险和伦理焦虑，将该议题推至了远离常规的状态。[4]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后常规科学”所描述的知识残缺、信息残缺、事实残缺情境下，基于特定假设和范式建构其一套具有“良善价值”的“集体行动方案”，而认知假设和范式的差异则直接导致了风险治理模式的差异，并最终决定了转基因技术研发、生产、应用、消费的异质性。

因此，需从认知假设和范式“源头”的角度，剖析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内容层次，探索不同认知框架如何形成多元主体关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治理的“集体行动”。

二、文献评述

从理论溯源看，新兴技术风险治理研究的演变实则是“传统管理理论”向“治理理论”转向，并映射在STS领域的“分支”。[5]至20世纪80年代，大量新兴技术的“突破式创新”亟待新框架为其提供风险治理的指导，传统管理理论自然承接了该角色，与之相匹配的是“专家决策模式”，以杜兰特(John Durant)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为典型代表[6]，主张“政治专家”与“技术专家”紧密合作，依据“技术路线图”做出决策[7]，而公众因“知识残缺”则被排除在“科学场域”之外，因而，公众开始担忧“政治科学化”与“科学政治化”间的模糊转换，并直接引发“公众参与科学模式”的兴起。其中，布莱恩·温(Brain Wynne)是批判“专家决策模式”的代表，他主张用“内省模型(reflexivity model)”取代“缺失模型”。[8]而杜兰特亦改造了“缺失模型”，提出了“民主模型(democratic model)”[9]，主张将公众置于与科学家、政府同等的地位，重视治理主体间的权力结构、价值融合、信任沟通等关系要素。由此以降，“公众参与科学模式”成为一种“潮流”，其研究大致集中于理论、框架、案例三个层次。

在理论研究面，学者们开始从新兴技术的全过程阐释风险治理框架。首先，在技术创新的前端兴起了“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框架，主张技术创新过程中“民主化治理的意图”“制度性的回应”与“集体责任的重塑”。[10]其次，在科技政策决策的中端，研究大多依循“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的理论框架，强调科技决策中多元主体的“集体价值与偏好”，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参与形式、参与过程、参与影响等。[11]最后，在技术产品生产与设计的后端，“价值敏感设计理论(value sensitive design)”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public value management)”是理论支撑，主张将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嵌入到技术产品的设计与生产中。[12]

在框架研究面，现有研究大多选取特定区域或从一般静态视角，推论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兴技术风险治理模式。第一，从区域视角看，研究主要以全球、欧美为研究范畴，通过建立分析框架，剖析新兴技术治理的结构体系、价值取向和变迁逻辑。[13-20]第二，从一般视角看，研究主要集中于根据公众参与科学的情景性，从不同维度凝练新兴技术风险治理的一般性规律，并试图提出“超越性”的新框架。如“公众参与阶梯模型”[21]“阶梯—行动者模型”[22]“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模式”[23]“知识分工模型”[24]等。

在案例研究面，研究倾向于从不同维度建立分析框架，解构单一新兴技术风险治理的演变或结构体系。如以某一新兴技术为案例，阐述新兴技术风险治理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间责任共担、利益博弈、价值融合的过程[25]；或以技术维、经济维、伦理维、社会维等为分析框架，解构新兴技术风险治理过程[26]；或从公众参与视角，辨识新兴技术风险治理集体行动的关键节点和实现路径[27]。

其中，针对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其一，从区域对比的视角，以欧、美、日等为样本，从产权、研发、立法、监管、政策、市场、标识等单一维度为切入点，总结区域间转基因技术风险规制的特点、经验与差异。[28]其二，以特定区域案例为观察点，建构多维分析框架以解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体系所蕴含的思想、原则、方法和制度。[29]其三，从政策演变的过程视角，解析特定“时序”内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体系中各治理主体的关系结构、制度选择、治理工具的变化规律。[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