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无法压垮中华民族，秘密就藏在这几个字中
今天，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挑战。纵观中国历史，瘟疫几度肆虐，史书上隔几页就写着“大疫”二字，中华民族的历史，铺开来就是一条与瘟疫不懈抗争的荆棘长路。
而放眼全球，瘟疫是最大的人类杀手，没有之一。瘟疫甚至摧毁了一些人类文明，美洲大陆上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亡背后，都隐现着瘟疫的魔影，而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三大文明古国，还有曾经显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在历史某处烟消云散，亦是战争与瘟疫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瘟疫为何从未压垮过中华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延续至今？
文 | 关山远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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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汹汹
中国古代的瘟疫流行，有两大规律：一是“大灾之后有大疫”，二是“大战之中有大疫”。
大灾，尤其是大的洪水灾害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菌痢、霍乱、血吸虫病。1931年长江中下游大水灾，武汉受灾最重，在洪水中泡了一个多月。因为救灾不力，大洪灾带来了大瘟疫，当时的《国闻周报》报道说：武汉三镇“积水中充满腐败食物”，“漂浮人畜之尸体”，“恶气蒸发逼人”，最终“最可怕者霍乱、伤寒、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洪水与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统计，据《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问题救济研究》（作者章博）一文，武汉三镇死亡灾民人数在3万人以上，其中被淹死者3619人。可见，瘟疫的杀伤力远大于水灾。
瘟疫与战争，也如影随形。
一方面大规模人员流动带来了瘟疫传播，另一方面两军对垒时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容易造成瘟疫爆发。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战争甚至因瘟疫而终止，《新元史》记载了蒙古铁骑一次劳师远征的失败，他们要征服的对象，有个很奇特的名字——“八百媳妇国”。这个国家位于今天的云南南部、缅甸北部，史书上记载，国王有妻八百，因此得名。公元1300年，2万蒙古军队前去攻打八百媳妇国，结果大军刚到南方的崇山峻岭，还没找到对方的主力，就染上了疟疾，“士兵死者十已七八”，这仗还怎么打？最后，元军被迫撤军，主帅被皇帝砍了脑袋。
中国古代天灾频发，战争频繁，可以想见瘟疫之烈度。史料显示：两汉以后，瘟疫日益增多，几乎每朝每代甚至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有瘟疫爆发。
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外，其余五人全部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一场大瘟疫。当时，曹丕曹植兄弟均记载了此事，曹丕痛悼“建安七子”：“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植更写过一篇《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三国征战不休，但战争带来的伤亡，远远少于瘟疫，“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公元223年初，魏国包围吴国江陵城，打了一年多，差点就得手，但江陵城中爆发瘟疫，魏军听说后害怕感染，城也不要了，慌忙撤围；公元253年，吴国围攻魏国新城，作战数月，露宿野外，士兵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后，开始拉肚子，战斗力急剧下降，魏国援军一到，吴军溃败。后人分析应该是肠道传染病，即细菌性痢疾。
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统计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公元280年），魏蜀吴合计户数只余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万。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也是瘟疫大爆发的苦难时刻，尤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
翻开《明史》和地方史志，这段时间尽是触目惊心的文字：
“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山西沁源）；“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山西兴县）；“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北大名府）；“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河北雄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河南荥阳）……
到了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亡之前一年的1643年，北京也开始流行鼠疫，“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史载：死的人太多，棺材店来不及赶制，许多死者连棺材都没有。有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家里一个仆人死了，另一个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根据官方计数，从北京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
虽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在瘟疫肆虐之际，苦难的人们只能乞求上苍庇佑。《吴江县志》记载了1644年鼠疫流行时，吴江人惊恐之下，涌到寺庙求神拜佛的场景，吴江“举国若狂，费以万计，庙宇中吏卒皆以生人充之，时闻神语呵喝，空有枷锁捶挞之声……”
这一年，明亡清替，兵灾疫情交织，堪称一派末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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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断
经历一场场如此惨烈的瘟疫浩劫，中华文明为何还能延续至今？
原因一：地大人多。
中华文明开局就很大气，围绕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展开，跟其他古老文明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两河文明起源于亚洲西部的弧形狭长地带，此地犹如一弯新月，谓之“新月沃地”【注：这个名称出自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1906年出版的《埃及的古代记录》】。中国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广袤的国土面积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无论是面临战争还是瘟疫，都有战略腹地和人力补充。
此外，当欧洲人还在黑森林中茹毛饮血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发达而广大的农业社会，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写道：远古人类选择农业还是狩猎采集业，文明发展走向的是两个方向，相比之下，农业产生的剩余粮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从而形成“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
更关键的是，发展农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驯养动物，导致瘟疫的很多病毒、病菌，都源自动物，第一批驯养动物的人们，成了瘟疫的受害者，但一代又一代的幸存者，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
原因二：文明的连续性。
跟相继消亡的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地域广大与人口众多的特点，赋予了中华文明巨大的稳定、吸纳和整合力量，从未被外来文明所取代，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伟大文明。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成书时间有前秦、战国和西汉之说，后人研究发现，应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这就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说明。
汉字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文字被公认为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野。汉字的发明者已不可考，古人认为是“仓颉造字”，《淮南子》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的是自从人类掌握文字后，也就掌握了天地间的秘密。甲骨文中就有“蛊”字，后人研究，早在殷商年代，人们就发现血吸虫病了。其他古代文明也产生过文字，但甲骨文是人类唯一传承使用的上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到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以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加成，中华文明被完整纪录下来，不曾断代。
一起传承下来的，还包括对抗瘟疫的办法。
东汉末年，乱世再起，名医张仲景的张氏家族有两百余人，一场大疫后仅幸存三分之一。张仲景痛定思痛，潜心研究，经数十年含辛茹苦，终于写成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系统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还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流传至今。
明末，名医吴有性写出名著《瘟疫论》，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提出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新观点——戾气学说。他认为，瘟疫的发生，不是因为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由于外感伏邪，而是感染了“戾气”，不同的病，是因为感染了不同的戾气，他还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在近代细菌学出现之前，吴有性的研究，令人钦佩，也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一代代中医名家继承发挥、推陈出新，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说。
原因三：大一统的国家与中央集权政权。
古代中国虽然有过内乱、分裂、改朝换代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始终存在。
国家统一，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无论是日常维持庞大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漕运系统与洪涝防范系统，还是危难时刻的举国行动，例如应对大规模瘟疫爆发——瘟疫传染性强、群发性高、涉及地域广，在防治上需要集中资源、统一协调，综合考验政府的快速反应能力、调动资源能力、行政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亡羊补牢”的能力。“亡羊补牢”的能力十分关键，我国地域广阔，在古代信息传递缓慢，存在反应迟缓、行政低效等弊病，但一旦国家动员起来，很快就能转危为安，且能形成反应机制，避免重蹈覆辙。
以宋朝为例，瘟疫爆发时，整个国家机器随之发动：各级政府出面向疫区百姓施散医药，有时皇帝还会以私人名义给散医药至平民百姓手中，政府的医疗机构如医官院、太医局、方剂局、药局，由政府统一调遣，分工合作，积极投入救治，地方州县的医学校也承担救治疫病的任务。政府还出面设立病坊，其实就是今天的简易隔离医院，治病救人，防止扩散。政府还会实施赈济措施，比如减免徭役，赋予钱粟，组织掩埋尸体，帮助疫区百姓摆脱困苦，重建生活，同时做好人群密集的军队、监狱等处的防疫。宋朝地方各级官员积极防控疫情，留下诸多佳话，比如苏东坡，他在杭州推广医药，建立病坊，传播知识，至今仍为杭州人感怀。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时已经高度重视疫情预防，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很发达，政府出面印行大量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这种努力行之有效，宋朝民间很重视饮食、饮水卫生，强调出门在外，要喝“煎水”，“百沸无毒”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实际是煮沸消毒法，对消化道感染的预防至关重要。可以说，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爱喝热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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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
我们再专门说说“中国精神”。
《旧唐书·李德裕传》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这是唐穆宗长庆年间的事，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注：“观察使”是唐代后期地位次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这位未来的大唐著名政治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浙西一些地区十分相信巫祝言论，迷信宗教淫祀，家人得了疫病后，其他人不是想办法救亲人，而是将其抛弃在山林间，任其自生自灭，因而绝大部分患者，最后都在荒野里缺医少药痛苦地死去。
李德裕的做法是：找当地有识之士开会，教导他们孝慈是人类最高的伦理境界，危难时刻不能抛弃亲人。他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百姓，另一方面用法律惩罚抛弃病人的行为，数年之间，就将当地的陈规陋习革除，建立起了公序良俗。
无独有偶，《隋书》也记载了一个故事：
辛公义任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后，发现当地有遗弃病人的陋习，为此他很忧虑。有一年夏天爆发瘟疫，他就让下属把病人都集中到官府来，最多时来了几百人，厅内廊下全都住满了，辛公义把所有俸禄全部用来买药，请医生看病，还亲自劝病人进食。辛公义自放一榻，办公什么的都与病人在一起——现在读来真可怕，辛公义没被传染上，真是“好人有好报”——由于悉心照顾，这些病人大多痊愈了。随后，辛公义把这些病人的家属叫来，现身说法：对老人，要不抛弃，不放弃。《隋书》后来写道：“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
辛公义是一位男性，却被当地人称作“慈母”，这是极高的赞誉了。对于这两个字，辛公义也感慨颇多——他从小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亲自教授各种典籍，教他悲悯之心，教他孝亲之道。
李德裕、辛公义都是熟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修为，另一方面，自觉肩负教化民众的重任，如《礼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两人在浙西、岷州的作为，皆是教导当地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说过，要成为君子，必须要“学文”，但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学文”更加重要的是“孝”与“弟”，即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仁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孝弟”则是“为仁之本”。在“孝”与“弟”两项中，更为根本的是“孝亲”。岂能因为瘟疫降临，就忘记了孝亲呢？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大核心是“仁者爱人”，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时，再细细品读这段文字，怎能不热泪盈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源于《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见，这八个字浓缩了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己的修为与对人的道义。放在今天，审视武汉人民在封城之内的坚韧，医护人员争相驰援的勇气，再回溯数千年来与瘟疫抗争的荆棘长路，会恍然大悟：中华民族不会失败的秘密，就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之中。
当然，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上流传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个理论：什么是文明的最初标志？解决温饱和安全的鱼钩、陶罐或是磨石？都不是，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个迹象是股骨（大腿骨）断裂后被治愈。玛格丽特·米德表示：没有动物在断腿之后能够单独活下去，或者因无法捕食动物饿死，或者变成其他动物的盘中餐。当人类断裂的股骨已经愈合，这表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与受伤的人在一起，绑住了伤口，将人带到了安全地点，并让他慢慢趋于康复。
“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一起。”——这是人类才有的郑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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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组合
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获悉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写道：“……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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