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种科技伦理的对比分析与研判

作者：杨超月

摘要:以是否维护主流科技发展模式为判据，科技伦理可分为两种：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和变革转型式科技伦理。前者默认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可持续，据此用科技伦理来弥补、修复、解决科技发展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维护其继续发展；后者则做深度反思，揭示科技伦理风险的根源在于主流科技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变革转型科技发展模式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和当务之急。两种科技伦理是两种科技大局观的产物，认清科技发展面临挑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是构建正确科技伦理的前提，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负责任的系统与模式并重才是解决之道。

关键词:科技伦理科技重大风险任性人假设致毁知识负责任的系统与模式高科技全押归零赌局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目前科技伦理研究已成热点，以是否维护主流科技发展模式为判据，科技伦理可分为两种：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和变革转型式科技伦理，可分别简称为科技伦理I、科技伦理II。前者默认当前（西方或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可持续，以此为前提，用科技伦理来弥补、修复、解决科技发展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维护其继续发展；后者则做深度反思，揭示科技伦理风险的根源在于主流科技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认为治标要治本，变革转型科技发展模式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和当务之急。两种科技伦理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构建变革转型式科技伦理具有显著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乐观顺延的科技大局观及其产物

探讨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是在科技大局观的框架下进行的。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和变革转型式科技伦理基于不同的科技大局观，前者基于乐观顺延的科技大局观：现在是信息科技时代，要进入巴西vs瑞士让球时代、智能科技时代，现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要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等；后者基于悲观末日的科技大局观，原子弹爆炸之后就开始流行：认为科技如此发展下去将导致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当然，主流社会对此不以为然。需要指出的是，对人类未来而言，乐观和悲观的后果是不对称的：悲观派是担心科技发展太快，希望有些领域停一停、有些领域缓一缓，如果悲观派错了，最多是放缓延迟科技的发展；但是如果乐观派错了则会积重难返，将错失人类自我拯救的最后时机。因此，运用底线思维，应该重视悲观派的担忧。悲观末日论的科技大局观并不足取，但是它警示人们应该重视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思考科技发展模式的变革转型。

大局观决定人们的思考空间、方向和愿景。作为目前世界主流的科技大局观，乐观顺延的科技大局观引导了国家、科研机构、企业乃至个人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甚至决定着世界竞争的格局和趋势。例如美国霸权主义的底气主要来自其科技霸权，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也是乐观顺延的科技大局观的产物，在目前主流科技发展模式下，美国科技可以继续独占鳌头。对主流科技大局观的反思不仅决定着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谋划，还关乎对霸权主义的反制。探究霸权主义的科技根基是否牢固，是否存在换道超车后来居上的机会，是否可能因面临共同挑战而同舟共济、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当务之急。

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存在重大缺陷而难以为继。科技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不是由其正面效应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负面效应能否防控、化解、承受。笔者于1999年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并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科技重大风险研究。通过多年研究，揭示出西方科技与生俱来的缺陷及其引发的科技风险愈演愈烈的现状和趋势，发现人类安全防护措施和机制存在诸多严重漏洞，在目前西方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条件下，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引发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美国科技的粗放式创新与快速发展，因不能遏制其内生的致毁知识等自毁因素的增长与扩散而不可持续、行将崩溃。[1][2]2020年瑞士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文表示在实验室可以人工合成新冠病毒[3]。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可以源于实验室的致毁知识，这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尖端科技的巨大负面效应。

“元宇宙”是乐观顺延的科技大局观的最新产物，需要谨慎对待。在现实世界都难以约束的高风险科研，在虚拟空间的“元宇宙”中更难以规范，其研究产生的知识和致毁知识都真实有效，将会危害现实社会。为遏制致毁知识而应该对“元宇宙”持谨慎态度，至少在“元宇宙”中绝不能有尖端科技实验室、绝不能做科研。科学技术及其评判标准是发展变化的，科技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的无知，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随着科技力量越来越强大，科技风险、科技伦理、自我控制、协调发展等问题日益突出，行稳致远、安全优先就成为首要标准，据此标准可以发现美国科技和科技产业的严重缺陷。例如硅谷是科技产业的圣地，但是无论研发和创新过程中存在多大风险和隐患，硅谷的科技专家都信奉“先做出来再请求原谅”，伦理不是硅谷顶级科技专家考虑的事，他们把科技伦理视为科技创新的绊脚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