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守护人类历史记忆
档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它是记载人们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细数之下，被称为“世界上最早档案”的拉格什铭文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用各种档案方式守护着历史记忆。
结绳记事：早期人类的档案形式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奇普便是古代印加人的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由许多颜色的绳结编成。这种结绳记事方法已经失传，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了解其全部含义。
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同样详细记述了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方法，记事的绳子是由紫色和白色贝珠的珠绳组成的珠带上的条条，或由各种色彩的贝珠组成的带子上的条条，其意义在于一定的珠串与一定的事实相联系，从而把各种事件排成系列，并使人准确记忆。这些贝珠条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的文件，但是需要有经过训练的“译者”，才能从贝珠带上的珠串和图形中把记在带子上的各种记录解释出来。
公元前3500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象形文字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今伊拉克附近），这便是后来楔形文字的起源。随着文字的出现，人们开始在各种易于保存的物品上留下文字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在基什城址附近的奥海米尔岗，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小块石板,其两面以直线刻画出表示各种事物的图画符号,其中可以辨识的有人的头、手、脚和线形符号等,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从1877年到1933年，法国考古队对吉尔苏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共获得5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文字是由当时的书吏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而成的，软泥板经过日晒或火烤后变得坚硬，不易变形，这些刻有拉格什铭文的泥板，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档案。正是这些泥板档案，使得后人知晓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50年之间完整的拉格什国王列表以及相关的史事，也使得拉格什成为苏美尔各城邦中，人们唯一了解得较完整的城邦，为后人研究苏美尔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与泥板档案出现时间相近的，还有以石材为基质的石刻档案。如埃及最古老的巴勒莫石刻,记录了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420年的法老名单及其活动，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碑记载了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律条文，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在山岩上镌刻的贝希斯顿铭文等，记载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镇压高墨达政变和人民起义并取得王位的史实。
我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被誉为“石刻文字之祖”，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后来秦始皇巡游郡县时为宣扬威德、宣示政令留下了更多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等。
档案载体：从龟甲竹帛到电子网络
时代变迁，先人开始用不同的新材料作为记述载体。以中国档案材料的发展史为例，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商代后期的占卜活动中出现了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甲骨档案，这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档案中年代最久远的，出土数量达15万片以上，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
殷商末期及两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工艺达到全盛阶段，在青铜器上铭文铸字的金文档案也随之出现。到了西周，此时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数量增多，记事广泛，具有了书史的性质。例如著名的《大盂鼎铭》，书有19行291字，记载了西周早期康王时,贵族盂因征伐西北强族鬼方有功，而受康王册命赏赐的史实。
商周时期不仅有金文档案，还有用竹片、木片作书写材料的简牍档案，主要用于一般公务文书。遗憾的是，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的竹简,经过岁月侵蚀，已经无法看清楚任何字体。能辨清的，只有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上面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
若干片简编联在一起，称为“策”或者“册”。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古代书籍的最主要形式，用于国家重大政事和书写典籍。例如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云梦秦简，详细记录了秦代施行的20多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为我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材料。简牍档案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我国历史上最早给档案以正式名称的是周代。当时称档案为“中”，在《周礼》上就有“治中”的记载。然而中文“档案”一词的来源，多数人认为是清代。清初文人杨宾所作的《柳边纪略》一书第三卷写道：“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多年者曰‘档案’”。很多学者便把这作为最早出现档案一词的渊源，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词源或许还会向更远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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