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兴旺：我为何回国办现代农学？

作者：杨超月

1.社会担当和农业情怀是北大的传统

自2014年7月1日我辞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职回到母校北大工作，至今已五年有余。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近期我参访了一趟北京大学校史馆。陈列柜里一件件旧物，一张张照片，都展现了北京大学历经的风风雨雨和不平凡岁月。1898年，北京大学创办，最初名为京师大学堂。1905年开办农科大学，到1910年已开办有经科、文科、农科、工科、商科、法政科及格致科等共七科大学。至此，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自创办以来，北京大学一直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初，在外敌虎视眈眈及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们走上街头为民族复兴呼号，为国家图存呐喊。1937年外族入侵战况最残酷之时，师生们举校南下西南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北大师生们也依旧坚持办学，并向前线输送大量人才。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北京大学在农学院原址重建了农学院。至1948年，北京大学共有包括农学院在内的7个学术单元，农学院拥有10个系，在7个学术单元中规模最大（附图1）。1949年9月，北京大学农学院从北大分离出去。1952年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了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附图2）。

邓兴旺：我为何回国办现代农学？

图1: 1948年北京大学院系一览表。其中农学院下属10个学系，全院教员120多人，学生规模达300多人，为国内规模最大、专业最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农学院，为当时全国农业院校之冠。图片整理自北京大学校史馆资料。

邓兴旺：我为何回国办现代农学？

图2：北京大学院系调整表，图片整理自北京大学校史馆资料。

2.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全新前沿交叉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比约80％，而2018年末，城镇人口已近60%。1952年至2018年，中国大陆GDP由679.1亿元升至90.03万亿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在工业、制造业、信息产业及新兴产业方面发展迅速。2018年末，中国大陆高速铁路建成3万多公里，公路485万公里，包括14.3万公里长的高速公路，高铁及公路里程均居世界第一。工业现代化成效显著，已经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大多领先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等早已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发端于农村，开启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调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很快使得中国社会消除了吃不饱的现象。但近年来，以增产为主要导向的农业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代中国居民的多元化农产品消费需求。在各农产品组成中，一些产品产量过剩，而另一些产品产量又严重不足而必须大量进口。同时中国农产品品质普遍较低，优质产品比例偏低。中国农民平均收入较低，但由于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成本又普遍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农业产业发展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全球规模前20的大农业生物技术公司中，美国拥有10家。再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美国处于第一梯队，而中国大陆在整体技术水平上还属于第三梯队。中华民族新时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 新战略中，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只有突破农村农业发展滞后这一瓶颈，才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富强和伟大复兴。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呢？目前，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经验提供了两个发展模式：第一种是规模化农业，出现在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主要着眼于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可能少的劳动力基础上获得高效益；第二种是集约化农业，应用在地少人多的国家如以色列、日本等，主要着眼于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

这些不同发达国家的模式，都值得中国不同农业区域依据自身特点分别借鉴。同时必须看到，农业的现代化不仅包括了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还涉及了经济、法律、管理、与人文等多方面内容，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使命。结合中国农业规模巨大、基础薄弱、发展不均这一基本国情，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