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两栖动物学家费梁：除了蛙蟾鲵螈，别无其

作者：杨超月

原标题：除了蛙蟾鲵螈，别无其他爱好

　　6月17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二层的一间办公室，摆设一如往常，而房间的主人——一位高高瘦瘦，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笑容的老人，却再也不会按时出现了。

　　6月4日，我国著名两栖动物学家费梁在成都辞世，享年86岁。之前他的最后一项主要工作——《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的第二卷已经联系好了出版事宜，第三卷的工作框架也已搭好。

　　从野外到实验室，费梁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科研工作。从青春到迟暮，他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两栖动物研究。记者梳理过往报道、资料，走访其同事、学生，回顾这位科学家与两栖动物相伴的一生。

　　人物名片

　　费梁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馆员，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摸清家底，发现新奇

　　十一万七千个标本中，近一半都由他经手

　　中国已发现并命名的两栖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在上个世纪，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很模糊。而费梁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找到一个答案。

　　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丰富，以峨眉山为例，由于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深壑峭壁之间，就是很多动植物的栖息之所，较高的海拔跨度还带来了两栖动物的多样性。

　　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当时落后于世界的系统学研究水平：大部分物种遗落在记录之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标本馆藏，完整的两栖动物志更无从谈起。与其他生物相比，这是长期以来“悄无声息”的研究领域。

　　与两栖动物结缘，对费梁而言是个“美丽的意外”。1936年在重庆奉节出生的他，上世纪60年代初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不久便被派遣至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中国两栖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刘承钊和胡淑琴教授，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

　　在费梁的妻子、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叶昌媛眼中，一起共事时，丈夫是一个能吃苦，做事仔细、耐心的“好学生”。而慢慢地，一开始只想为老师刘承钊减轻一点压力的“好学生”费梁，真正喜欢上了这一研究领域，“有了干好这项事业的冲动。”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谢锋1993年4月到院里进行考研面试时第一次见到费梁，之后，就一直跟随费梁学习。谢锋曾经问过老师，平时还有什么爱好：“答案还是两栖动物，蛙、蟾、鲵、螈，别无其他。”

　　最终，费梁一开始的“冲动”结下了硕果。1977年，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2006年及以后，《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上中下卷编纂完成……其间，针对中国角蟾科等两栖动物特色类群的分类及其系统演化，两栖类珍稀、濒危及经济物种保护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个标本中，近一半都由费梁经手。费梁还发现了不少新种（亚种）和国家新纪录物种，打破传统蛙属的分类系统，定义了世界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为“浮蛙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4年，费梁及其团队的成果“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相关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基础研究散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们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制定、物种现状的评估，以及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两栖动物的物种鉴别、种群现状的了解及其保护等多方面。

　　踏遍青山，细察毫厘

　　每年都有大约半年时间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四川成都华西坝，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办公楼二层走廊尽头，不大的“243”号办公室，正是费梁在两栖动物研究中驰骋的“沃野”。退休后，他和妻子叶昌媛仍然在这里伏案工作。

　　另一片真正的“田野”，则是在青山之间。两栖动物的行踪很隐蔽，需要大量野外调查。在上世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费梁和同事们的野外科考之路尤为艰辛，需要随身背着锅碗瓢盆和铺盖，一天最多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每年都有大约半年时间在深山老林中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