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飞杂记】细菌传之信

作者：杨超月

——宋青松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对妻子说。1937年8月13日，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汤飞凡已经没有心思坐下来搞研究了，于是，带着妻子一起参加了前线医疗救护队。汤飞凡工作的救护站好几次差点被日军的炮火击中，但身高1米6的他却笑着说：“其实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健客：淞沪会战啊，抗日战争中的一场硬仗，我看过电影《八佰》。

云飞：嗯。当弗洛里和钱恩等邓恩病理学院的师生瞄准青霉素时，汤飞凡等上海医学院师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健客：了解白求恩创新敌后战场救护，不知淞沪会战如何开展战场救护呢？

云飞：让我们从颜福庆聊起吧。他是中国医学教育家。

健客：是中国的韦尔奇吗？

云飞：这个提法有意思，先不论对错，只从普遍联系和大胆假设的角度而言，你进步了。1914年，颜福庆和美籍医师胡美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颜福庆任校长。1915年，伍连德、颜福庆等21位医师，集聚上海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推举颜福庆为会长。1926年，颜福庆受聘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10月，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改称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办校，更名为上海医学院，即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颜福庆任院长。“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要赚钱，还是学别的，比较可以多赚钱。若然有人因为喜欢科学而学医，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为科学不是全能福人的，而医生是福人的职业；也许一个人懂了医道，做许多害人的事。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1931年3月6日，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最后他想与同学们谈谈“学医的目的”，于是有了上面这段医学人生的感悟。91年前的这番话，今天仍震聋发聩。颜福庆的人生就是以培养、造就能为人谋福利的医生为目的，他坚信这样做了“精神上的愉快一定多的”。

中国现代医学，始于19世纪西方医学的传入。在引进科学诊疗方式同时，西医颠覆了中国人千百年来信奉的人体结构和对疾病的认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习惯和生命伦理观。新知识和新观念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医疗实践和公共卫生运动唤起公共意识的觉醒，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1935年，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做大会发言：“我们越早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医学院，我们就能越快地清除现在中国现代医学被唤作是‘西医’的耻辱。”他以为消除耻辱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掌握医学教育的话语权，培养本土现代医学生。为此，他对标韦尔奇开创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创建医学院、医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医事中心”。颜福庆多方游说募集资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著名企业到社会名流都在他的募捐计划之中。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社会各界送来巨额丧仪，颜福庆居然有本事说服三姐妹赠予建造中山医院，“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当年，上流社会形容颜福庆就像是个“犹太人”。1937年4月1日，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新大楼落成，这是两所风格型制完全一致的姐妹楼，汉白玉栏杆、红柱、金黄色琉璃瓦歇山顶，屋脊吻兽，浓彩重墨尽显中国皇家宫殿之气派，但建筑内结构安排和实验室功能规划，却是按西方建筑的标准设计建造，符合现代医学教育与研究的要求。那天，颜福庆骄傲地宣布“上海医事中心”正式成立。《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大陆报》评价：“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1938年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颜福庆被推为主任委员。他为救护事业多方奔走，在报刊上呼吁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急需物资，如汽车、油布、卫生材料、手术用品等，又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痛斥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多次轰炸正在从事救护工作的红十字会人员等滔天罪行。救护委员会先后成立10个救护队，12个急救队，并征集救护汽车98辆。救护队每队50余人，急救队每队15-20人，包括医生、护士、担架、司机等人员。自战事发生后，救护队与急救队即分区驻设在各战区，昼夜不分地赴前线救护伤员，并及时将伤员分送到前后方各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