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12次赴南北极、在“地球三极”做研究的女生物学专家彭方：“极地经历带进课堂，学生更爱听”

作者：杨超月

与队友们维护南极的植物样方

对话12次赴南北极、在“地球三极”做研究的女生物学专家彭方：“极地经历带进课堂，学生更爱听”

与队友在南极长城站合影

对话12次赴南北极、在“地球三极”做研究的女生物学专家彭方：“极地经历带进课堂，学生更爱听”

彭方查看南极建立的植物样方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柯称通讯员吴江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4年，“极地测绘之父”鄂栋臣教授参加第一次中国南极科考，此后武汉大学的师生从未缺席历年的南极科考。这其中，设在武大的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师生是奔赴南极的主力军，也有一些其他相关学科的师生参与。此次从南极回汉的这批队员中，极地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彭方。算上这一次，彭方已八赴北极、四登南极，她还曾两次在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做研究，“地球三极”都留下了足迹。

研究生物学为何要走遍天南地北？数次极地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5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与这位已年满50岁的女教师进行了深入对话。

研究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

极目新闻记者：请先介绍一下您探访“三极”的经历吧。

彭方：我第一次去北极是2009年，后来陆续去了7次；第一次去南极是2013年，加上这次一共去了4次；西藏第一次去是2008年，待的时间比较短，去年又去了一次麦迪卡湿地，有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多月，在西藏去的海拔最高地应该有5000米左右。

因为之前都是坐飞机去，每次耗时不会太久，一般一两个月，而且我们在南北极的研究时间窗口正好是寒暑假期间，所以几乎没耽误学校的教学。当然了，这一次因为疫情不能坐飞机经停国外，只能坐考察船来回，所以第一次耗时有半年之久。这得感谢学院的同事们主动帮我顶课，我才能安心顺利完成科考。

极目新闻记者：为什么要去南北极这么多次，与您的研究相关？

彭方：我是做微生物学研究的，主要科研工作是在不同区域寻找并获得新的微生物物种，然后对这些微生物适应环境的特性进行研究。南北极的极端气候，可以让我们研究当地菌株能够耐受寒冷、干旱、辐射、极昼、寡营养的适应机理和生存策略。之前，我们在北极建立了多个植物样方，开展长期监测和研究，效果不错，所以我们又在南极菲尔德斯半岛建立了15个植物样方。这些样方我们研究小组每年都要接力去看一看，我没去的年份里也有所带的研究生前往。

极目新闻记者：南北极都去过多次，感觉有什么不同，哪里更艰苦一些？

彭方：谈起南北极，普通人印象中区别不大，可能就是北极熊和企鹅的区别。从我的感受来说，还是在南极户外科考更辛苦一些。第一次去南极时，我们要去一个脚程4小时的地方，老队员就提醒说，这个距离会很吃亏。我笑着说，自己去过北极多次，而且我们的植物样方分布较广，一般每天外出也得走10多个小时，完全不成问题。可没想到，南极的雪深度完全不同，气候条件似乎也更恶劣一些，所以那次我们走4个小时的路程，感觉比在北极走十多个小时还要累多了，几乎是连滚带爬才走完。

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到现场

极目新闻记者：印象中做生物学研究不用像您这么辛苦，是您主动选择这样的研究路径？

彭方：我们生科院有两个一级学科，一个是生物学，一个是生态学。一般情况下，生态学是需要到处跑的，我们生态学的老师们去了很多条件艰苦的地方，包括去青藏高原做一些鸟类研究等。生物学呢，大家觉得一般在实验室做得多一点，但你要知道，现在的研究都是学科交叉的，都是综合性的。我做微生物研究，一定要跟它的环境挂钩，在特定的环境里去研究，才能发现这种微生物的生存策略，这和生态学有一定的交叉。我们还要和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甚至是遥感测绘方面的科研人员合作，才能全方位地了解这个微生物是怎么演进过来的。现在十分强调创新，想要创新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要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我不到现场去，是完成不了这些工作的。

我去这些个地方都是为了研究需要，在实验室待得多的同事也是为了研究需要，不好说谁就比谁更辛苦一些。比如我为了去南北极，这些年几乎没有享受过寒暑假，但我的同事们，他们在寒暑假一样也是泡在实验室，也是很辛苦。

极目新闻记者：除了辛苦，极地考察还要面临一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