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泓教授：泓涵演迤 博骨辨宗
受《南方文物》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旭对朱泓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朱先生您好，根据我了解，您的父母都在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而您早年在吉林省卫校学习口腔专业，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那么，1978年恢复高考后，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了已有的工作，参加了高考？而您又为何报考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
朱泓：像大多数50后一样，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走“上山下乡”道路，1968年，我终止了学业，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经历使得我们这代人对继续求学的渴望非常强烈。1971年，我返城后在长春市运输公司做装卸工，又赶上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面向工农兵招收学员，出生在医学家庭的我便报名了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踏上了学医之路。恢复高考后，其实我本该报考医科大学继续深造，但医学专业的招生简章里明确规定要参加数理化考试，而我在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再也没有学过数理化，所以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我选择报考文科专业，而报考吉林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是我梦寐以求的。在众多文科专业中，我对于跟历史相关的学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当时吉林大学历史系设有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那时候我对考古学一无所知，只是觉得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研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应该属于考古学的范畴。由于当时我从卫校毕业后留校教授人体解剖学与生理学近4年，对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也有一定的掌握，我相信这些医学知识储备对于研究古代人骨还是非常有利的，基于此，1978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选择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
记者：从1982年留校至今，您在吉林大学任教近40年，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在本科毕业后再一次走上讲台呢？
朱泓：从我的经历来看，恐怕是注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因为在农村插队时，我就曾被选拔到当地公社的小学和中学做代课教师，而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的我从事教育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1979年，我读大二时，吉林大学76级的师兄师姐们要去实习，发掘墓葬。由于当时的考古教研室还没有开设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因此，时任教研室副主任的林沄先生找到了我，说我的档案里写到具有医学教育背景，还教授过解剖学，因此他想让我为师兄师姐们讲一讲解剖学的课程，使他们在发掘墓葬时能派上用场。我询问他需要讲哪方面的知识？林先生说，就讲一讲如何从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吧。这恰巧是我在卫校当老师时讲过的知识点，我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按照林先生的要求，我认真地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程，为76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次如何利用骨骼判断性别与年龄，林先生全程坐在教室后面旁听。下课后，他对我肯定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而这堂课后，77级的师兄师姐、我们班78级的同学也分别要求我为他们再讲一遍，反响强烈。
为考古系的同学们上课后不久，当时考古教研室主任张忠培先生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留校当老师？大学老师在我心中是十分光荣的职业，更何况是有机会成为吉林大学的老师，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在大二下半学期，张先生就为我开始规划了毕业留校任教。现在看来，我从小学教起，又分别教了中学、中专，而吉林大学毕业后留校教授本科、指导硕博研究生、也辅导过博士后，我曾和别人开玩笑说，在中国的教育序列中，除了幼儿园，其他阶段我都教过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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