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味致命史：人类打破自然平衡的代价
穿山甲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本报资料图片）
警方缴获被贩卖的野生动物。（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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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病毒和宿主一起，从寂静深林被运到喧闹城市，它们伺机而动，进入人体。随后，瘟疫蔓延，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在人类世界，来势汹汹，又悄无声息。
从鼠疫到猪流感、禽流感，再到冠状病毒，这些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体的病毒，重复着相似的死亡和悲剧，最终，沉淀为历史中的一声叹息。
大雾弥漫，无物之阵，越是寂静，越是凶险。每一次瘟疫的蔓延，都考验着城市的治理水平、人类的应对举措，更留下了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反思和警示。
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德在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感慨：“整个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在人类中流行。”
——这几乎是某种近乎轮回的设定。
祸从口入：流行瘟疫与致命野味
人类历史上，几乎大部分暴发惨烈的瘟疫，最后证明都和动物有关。
令人胆战心寒的“黑死病”，起源于公元6世纪的中东鼠疫。疫情持续五六十年，不仅造成30%-60%欧洲人口的死亡，也横腰斩断整个欧洲的发展史。
关于黑死病的说法有很多，大多都相信它是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给人类的。随后流行此起彼伏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其以欧洲为甚，那时，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0岁。
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鼠疫才逐渐平息，而直到20世纪中叶抗生素的出现，鼠疫才对人类失去致命威胁。但由于不可能扑杀所有可能携菌的野生动物，更无法完全消灭自然界中的跳蚤等寄生虫，直到目前，这仍是一个无法被彻底铲除的问题。
2019年4月27日，在蒙古国位于蒙俄交界地带的省份巴彦乌尔吉，一名38岁的俄罗斯男性游客在生吃土拨鼠后因感染腺鼠疫死亡，三天后，他的妻子也同样因腺鼠疫发病而宣告不治。随后，蒙古国卫生部宣布对曾与这对夫妇发生过接触的158人实施隔离观察，万幸的是，隔离人群中没有再发现感染病例。
没有人知道那对夫妻为什么会选择生吃土拨鼠，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实践了如今常见鼠疫感染途径中最匪夷所思的一种——食用野生动物。
这样的祸从口入，人类应该并不陌生。
因为生食或已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1988年，30多万人感染了上海甲型肝炎。2003年的SARS，后被证实源头为蝙蝠，中间宿主是果子狸，病毒的扩散舞台就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和餐桌，是滥食扩大了它的传播途径，给病毒的孵化提供了空间。
曾经，人类在不断地同危害人类健康严重的疾病作斗争过程中，发展出流行病学，即通过针对传染病的深入调查研究，采取防制措施。
然而，相似的历史还是重复。
21世纪第3个10年的开端，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仍在蔓延。在最初暴发病例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藏在暗处的野味生意和心照不宣的野味餐桌，再一次为病毒的入侵，提供了扩散的温床。
曾经，捕食野生动物，是远古时代人类发源之初的生存法则。如今，当科技和文明足以划分出危险与安全、伦理与共生之后，对于野生动物的餐桌需求，更多充满了无知与傲慢。
如同小说《三体》里所说：“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潘多拉魔盒”：未知病毒、人畜共患病
回过头看，瘟疫的暴发并非无迹可寻，更多时候，往往是因为人类打破了某种平衡。这边，对于未知自然的傲慢依旧存在于日常生活习惯之中，那边，某些病毒的发展速度正隐隐超过人类的科学认知。
例如埃博拉，在非洲，作为人类狩猎对象的猩猩、猴子、蝙蝠，携带着这种古老的病毒，一次次从丛林走向村庄，最后走向世界。
2013年12月，又一轮的埃博拉病毒从几内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开始蔓延，最终造成全球范围超过28500人感染，11300余人死亡，平均死亡率约为50%，在部分非洲疫区死亡率甚至高达90%。
如今，人类对埃博拉依旧陌生。即便在当下，还是很难准确预测下一次疫情将会在哪里暴发，唯一能做只有在每一次的暴发中，增进对这种病毒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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