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

作者：张馨予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

　　4月中旬，农业部召开发布会，权威回应转基因领域几大焦点问题。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对转基因工作要求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即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管理上要严格，坚持依法监管。

　　当然，有些“非左即右”的中国网友最喜欢抬杠，不管啥话题都能吵得天翻地覆。如果牵扯到涉及农产品安全的转基因，更会引来“人神共愤”的激烈情绪。“转基因”是个在全球承受无尽争议的词汇，而争议的关键在于人类是否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可以代替上帝改造自然。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并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奖。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进化论衍生来的分子生物学。该技术可以重组生物，增加人们所期望的新性状，培育出新品种。由于成本低、产量高，转基因农业技术推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推广，以大豆为例，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为95%，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主要是转基因大豆。

　　科学家们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世界农业的一次巨大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农业发展有三次重大革命。第一次是以化肥、农药、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第二次是转基因农业，因基因优化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了长足进步；第三次是美国正在进行的“处方农业”，据说“处方农业”彻底引进科技化的生产方式，这种模式只需要工人而不再需要农民。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虽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但欧美国家实行的是吵归吵、做归做的策略。争论只限于学术和纸面上，科研和推广的脚步其实一点也不慢。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消费者会购买不同的农产品。如以保守著称的欧盟，转基因的研究和生产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在欧洲种植和上市；2012年，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5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日本连续多年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第三大大豆进口国，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品种。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

2015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连续两年，黑龙江绥化地区都出现了个别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的情况”，引起舆论热议。黑龙江省农委表示，经过全面排查，未发现该省农民偷种转基因大豆。

　　自二十世纪90年代起，我国转基因作物的进口数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大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在记者会上表示，我国去年进口了8100多万吨大豆，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大豆。这种局面加剧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差，让我国政府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承受巨大压力。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转基因的21字表述：“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对中国转基因农作物三个主要现状的直接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占领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

　　德高望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对转基因技术表达了审慎而有区别的认同：在两种主要的水稻转基因技术中，他支持抗除草剂转基因技术，而对抗虫害转基因技术心存疑虑。袁隆平的表态使得围绕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争论发生了微妙的转向。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

目前，我国批准投入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两种，一是转基因抗虫棉花，二是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

　　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农业新技术为何引发最高领导的直接关注？这还得从转基因早期的研究和引进说起。

　　在转基因的研究、生产上，我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当年，科学家和农业部门认为这是农业科技发展的自然阶段，无需讨论，故没有把科普和宣传当回事。以致于争论四起时，管理部门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他们觉得1+1=2，科学早已论证清楚了，这还需要和普通消费者讨论吗？殊不知，你知不等于我知，对未知领域的恐惧极易引发人们对新技术的质疑和恐慌。这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加之各种势力推波助澜，转基因想不成为重大社会话题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