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秦桧专权形象细胞培养液的自型塑与被型塑（下）
本文为《秦桧专权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下篇。
秦桧负面记录的强权清洗
由于印刷术的发达与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自北宋中期起，逐渐呈现出官史与私史并行不悖且交互渗透的趋势，这种从官修历史向私撰历史的再转变与私人著史势头的不断增长，本来是有利于史学发展与文化多元的。但和议体制一经确立，就面对朝野士大夫的激烈反对，秦桧（包括宋高宗）产生了深切的焦虑，既担心维护体制的专政措施被记录进私史笔记，更忧虑这些非官方著述在日后交互渗透中最终进入官方历史。
从决策议和的绍兴八年起，为达成绍兴十二年体制，宋高宗与秦桧必须垄断对朝政的所有话语权，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更不允许朝野异见人士形成一股力量。因此，从秦桧独相开始，“政治肃清是政府的政策”（129页），而秦桧则是前台奉行这一政策的唯一主角。和议体制甫一确立，这种“政治肃清”便急遽升级，及至秦桧在世最后两年愈加变本加厉。秦桧对政敌一连串的镇压与迫害，背后都获得皇帝的支持或默许，正如有学者指出：“设置文字狱决非是秦桧个人的政治需要，而是宋高宗和秦桧共同的政治需要。”（王曾瑜《绍兴文字狱》）
秦桧为维护和议体制发动的“政治肃清”，主要采取相辅相成的两种做法。首先来看秦桧冠冕堂皇的正面做法，即全方位控制官方历史的话语权。
秦桧先是让其兄秦梓，不久就命其子秦熺主管秘书省，直到自己去世。秘书省兼有典藏图书文献与编纂官方史籍的两大职能。秦桧此举用意有二，一是借征集图书之名，行查禁违碍文献之实；二是操控官方历史的编纂权，删改涉及其负面形象的原有记录，垄断形塑正面形象的历史书写。在独相的全时段里，秦桧还有意不给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配齐属员，致使实录院运转陷于停顿状态，造成起居实录的严重空缺，让后世史家无从获取其专政时期的原始档案。
绍兴十二年，秦熺以史臣身份上书，为秦桧操控下的官史书写定下基调。他首先称颂和议体制“惟修和通好，实今日之计”；接着吹捧乃父“大节孤忠，奇谋远识”；继而诋毁以赵鼎为首的异见派，对当下体制“阴怀首鼠”，“阴结党羽”，“诳惑天听，沮败善类”；最后提醒皇帝：“今日之举，非君相合德，深见事情，曷有克济！”
果不其然，秦熺主管秘书省，垄断修史权，对和议体制确立之前与之后秦桧史迹纪录进行了全面篡改或清洗。一方面，他凭借主持编纂从高宗登基到绍兴十二年体制确立的《建炎以来日历》的职权，全面洗白了乃父（当然也包括高宗）的负面记录；另一方面，绍兴八年秦桧独相以后，官方记载清一色都是歌功颂德之辞。即便秦桧去世前后不久，其余党为掩盖与秦桧的某些联系，仍对历史记录大动手脚。所有这些，正如史家李心传所说：
自秦桧再相，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㫖，与夫斥逐其门人章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更易焚弃，由是《日历》《时政记》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
而秦桧倒行逆施的负面做法，即全面禁绝私史，大兴文字狱。
绍兴十四年，秦桧要求全面禁止私家史著。秦桧“乞禁野史”，高宗就肯定私史“尤为害事”，双方对话有几点值得拈出。一则说“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也就是说，这对君臣严禁的是北宋灭亡到和议体制确立期间的私记野史。这一时段里，宋高宗从幸存的皇子一跃成为中兴“圣主”，秦桧则由靖康末年的存赵节士历经北上南归的曲折风波，惹上了“奸细”嫌疑（尽管这点至今仍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据刘子健《秦桧的亲友》考实，秦桧“通过北方的汉奸，获悉金人的动静意向，这汉奸就是他双层亲戚的表弟郑亿年”），最终登上辅佐“圣主”的权相之位，对朝野议论中些微质疑都高度敏感而极端恼恨，君相双方似都有些经历不欲载诸史册。二则说“《实录》惟当记政事之大者，其细事自不必书”，也就是说，官修史书宜粗不宜细，藉此把许多他不便传之后世的历史细节过滤干净。三则说史书应“尽记时事，不敢自立议论”，也就是说，官史只能记录事项，不能妄发评议。四则说“史官须有经学，乃可用也”，也就是说，官史即便要评论史事，也必须采用定于一尊的官方观点，不能与赵家的说法相冲突。
严禁野史私记运动很快推向全国，私史一概斥为“惑世之异端”，无论撰写或收藏都变成了政治问题。秦桧尤其憎恨野史曲解他在开封之围中的慷慨义举，指使御史台以违禁的罪名作为执法的依据。查禁随即超出私史范围，还包括士人官宦的诗文。禁史运动迅速构陷了一连串文字狱。绍兴十七年，有人承风希旨地揭发：“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已遭远谪的会稽李光家族被迫烧毁万卷藏书。绍兴十九年岁暮，秦桧的追随者林机再论“私史害治”：“访闻有异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谋伪说”，要求“密加搜索，严为禁绝”。宋高宗表态：“宜行禁止，许人陈告。”次年岁初，秦党肆意采取“钓鱼”与“恶讦”等手法，搜集到李光在非公众场合的唱和诗文，提供给御史作为证据，还告发李光之子李孟坚承认其父在放逐期间写过“诽谤性”的野史。孟坚随即刑拘入狱。历经三月结案，李光以“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讥谤朝廷，意在播扬”贬得更远并不得恩赦，其长子孟传与中子孟醇死于随侍的贬所；孟坚则以“怨望朝廷，记念所撰小史，对人扬说”，除籍编管；同时受株连的还有与李光通函的胡寅、程瑀、张焘、潘良贵等八人，分别处以安置、降官等处分。
作为文字狱，李光小史案罗织之广堪称当时之最，程瑀《论语说》案则别有一种个案意义。受李光案株连，程瑀降官，不久去世，其遗著《论语说》由旧友洪兴祖为其撰序，故交魏安行为之刊行。秦桧得知，示意言事官弹劾，诬陷程瑀解说《论语》时“唱为异论”，“害教惑众”，其子孙四人与洪、魏“结为死党”，“朋附鼓唱”，提醒朝廷“如不痛惩，必为乱阶”。最后，魏安行抄没家产，与洪兴祖双双除名勒停，广西编管（洪兴祖死于贬所）；程瑀虽死，仍将其长子罢职，次子与嫡孙不再授官；《论语说》毁版，已印行书籍全部销毁。在禁毁此书时，秦桧发过一句话，道出其刻骨的隐忧：“后世信其言为是，而议我为何人？”（《胡澹庵先生文集·程公（瑀）墓志铭》）指向很清楚，必须销毁所有不利他的负面记录，让天下后世只看到他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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