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们是如何预防流行疫情的？

作者：杨超月

中国古代人们是如何预防流行疫情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

春秋时，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

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 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从公元前七世纪起的2000余年间，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疫灾对人的杀伤力也日见增强，每次死亡人数都很惊人。

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

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鉴于疾疫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人们在很早以前即开始致力于对疾疫的研究，以期控制和杜绝疾疫的发生。

但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

大约从宋朝起，始提出病气说，认为是病气导致疾疫的发生。

明代吴有性进一步明确了病气说，认为是一种有毒病气导致疾疫发生。

虽然此说并非建立在现代病毒学和细菌学的基础上，但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实属不易。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疾疫的发生是由于细菌和病毒侵人人体所致。

从细菌和病毒的历史看，是由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从细菌与病毒的历史探讨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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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

欧亚旧大陆农耕社会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传染病发生的温床。

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

中国文明自古以农业为基础，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进入文明时代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必然带来病毒和细菌的大量繁殖，并给人类传染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

从中国古代呈现加速度发生的疫灾情况看，这一规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

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

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

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

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病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从疾疫传染情况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

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鉴于疾疫问题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顺应节气

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二、巫术的精神控制

先秦时期，传说帝额项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

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