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令而动跟党走，成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奠基者

作者：王韵壹、李英、熊慧卿

1917年，于同隐出生于江苏无锡，1934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留学，于1951年1月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会想回到祖国来，尤其在祖国迫切需要的时候。看到美国的繁华，心中很羡慕，我们中国要能埋头苦干五十年，一定可以和他们一样！”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同隐冲破重重困难，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2年8月，他来到复旦大学，成为当时化学系中最年轻的教授。

闻令而行跟党走，成为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建人与带头人

1955年，于同隐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彼时，有机化学这门课既缺乏苏联教材，也没有合适的中文教本，他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编写教材。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同隐带领有机化学教研组，编写了《有机化学》和《有机结构理论》等讲义，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等参考文献，这个过程促进了青年教师之间的合作，大家既交流了编写经验，又统一了授课内容和教学进度，参考文献的翻译同时让教研组更全面地分析了材料，进一步提升了教学水平。

此外，他还带领着青年教师们积极开展科研，所主持的硅有机化学和络合物化学、稀有元素化学和化学动力学被列为1956年《复旦大学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那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

在科研教学工作之余，于同隐花时间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阅读《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耳濡目染，深化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并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愿意遵守党纲党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56年，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于第二年转为正式党员，从此，他以身作则，扛起更重大的责任和担当。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分子科学开始起步，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艰难过程。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落实到学科发展规划，1958年，出于国家发展高分子工业的迫切需要，也鉴于高分子学科发展的蓬勃势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创设了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于同隐被任命为副所长。

60年代初创时期的复旦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对于同隐来说，接受这样的任命，意味着放弃已有相当基础的有机合成研究，转向对他而言全新的高分子科学领域——这绝非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于同隐服从组织安排，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

“加强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不仅如此，还要解放思想，有雄伟的气魄，创造性地来完成这些任务……”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在于同隐看来，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学科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但那个时候，涉足的师生对高分子科学还是一片空白，教研室内对高分子化学都很陌生，更不要说高分子物理专业人才。

于是，他下定决心，自己带头研究高分子物理。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同隐身先士卒，坚持自学补课，重拾起自己不擅长的数学和物理，并率先在教研组给青年教师讲解高分子物理中常用到的数学矩阵等知识，又专门请数学系的教授来为他们上课。

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带着学生在化学系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字一句耐心地为他们翻译、讲解英文文献……在于同隐的主持与领导下，复旦的高分子学科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

一生为国育才，“他真正是我们科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80年代于同隐先生与杨玉良在跃进楼实验室

改革开放后，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于同隐老骥伏枥，再次以一个领军者的身份对高分子学科方向作了全面、精心的谋篇布局。

在个人研究领域，他以身作则，坚持刻苦钻研、创新思维，长期从事高分子粘弹性和高分子合金研究，并研制了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人工肺。

在团队中，于同隐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从国家利益、长远的发展考虑，培养青年一代是当务之急。他鼓励广大中青年教师带领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广泛邀请世界著名专家来校系统讲座；积极推荐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在他的奋力推进下，复旦大学的高分子学科迅速赶上世界潮流，发展成今天有着广泛国内外影响和良好声誉的高分子科研与教学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