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碧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二区项目启动
人民网北京5月23日电 （傅立波、周雷刚）BD为何在中国投入巨资“扩大再生产”？对BD而言，中国市场在其全球战略中处于何种地位？布局中国，BD还有哪些大动作？针对网友关注的问题，日前，BD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邓建民先生应邀接受人民网记者的专访。
人民网记者：生产二区的投资建设对BD布局中国市场的意义？
邓建民：此次二区的投资建设对中国市场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中国的SFDA，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参照美欧美或者日本，而是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标准，本地生产能够使我们更快的适应中国SFDA以及美国FDA的标准；第二确保我们质量全面稳定，减少由于长途中转运输等造成的需要对产品进行再次处理而带来的质量稳定性问题；第三个就是能降低生产的成本。
生产布局确实是我们整个中国战略部署很重要的部分。虽然进入中国18年，但是大家听到BD相对比较少，BD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公司。我觉得跨国公司在中国比较低调归结起来有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公司本身的企业文化。第二，每个跨国企业对中国的认识都是有个过程，对中国这个市场的看法还是有不同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公司对于全球化能带来机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所以制定了一个比较宏伟的规划，随着中国医疗改革的深入及其他方面改革的日益推进，我制定了“中国2020”战略。
“中国2020”战略有三个部分，一是把大部分的产品都能够本土化生产，除了一些大型设备，因为本土生产比较困难。这样能让我们对中国全国的供应有全面的部署。
二是我们要建立研发中心，准备在明年年初把我们在上海的大中华总部，迁到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大中华总部扩大以后，要将其他的功能也包括进去，例如研发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
三是我们的布局，我们在全中国各个重要的市场都要开设办事处，即将在新疆、昆明、云南开设办事处。
人民网记者：会涉及到中国的西部地区？
邓建民：对，西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布局。接下来我们再要布局的就是分销网，我们销售人员在过去几年里面也做了大规模的扩张，目前在中国差不多两千人，一千人在工厂，还有一千人在做其他的业务。这个工厂布局是我们整个大中国2020战略中的一部分，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工厂在医疗器械这个行业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网记者：这种大规模的布局，是不是也跟中国本土企业、行业的发展有关呢？
邓建民：对，这个问题很好。在制药医疗器械这个行业，总的来说我们国内的企业在各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研发，还是生产质量上面，它改进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中国确实是有很多优势，原材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在医疗器械行业跟制药行业中，它的提升速度很快。但是基本上在过去几年里，大家都在做两头，跨国公司都在做高端的，国内的企业基本上是做中低端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有适应能力的问题，也有客户对这些产品需求的不同。
在未来的5到10年里，我觉得大家各做一头的局面可能会被打破，大家都在争这个中间段，就是跨国企业往下渗透，国内企业要往上走，他们是从农村包围城市，跨国企业是从城市走向农村。应该在五年之内就会在二线城市短兵相接了。如果进入到二线市场，可能客户需求没有那么的高端，或者说承受能力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生产的产品确实要适应不同级别的市场需求。这个也是我们建立本土工厂很重要的原因，投资确实是比较大，这个中间我们大概有十几年的考量，包括将来本土化的产品和我们的研发中心配合。如果中国研发中心能够研发出新的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那它就有成本优势，质量稳定性的优势也能体现。 人民网记者：BD在营销方面有什么新的营销手段吗？比如您刚才说要建办事处，都是自己的队伍直销还是和代理商合作销售？还有，您原先所在的制药行业有学术营销，器械行业有什么营销方式？
邓建民：坦率的讲，器械行业目前的营销模式，大部分企业，包括一些跨国企业都不是非常可持续的。直接来说就是营销这个环节比较混乱，绝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还稍好一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渠道，全国有两万多家营销商，有资格经销医疗器械的有25000多家，基本上都是小而散，也很难规范。我们在营销方面确实面临几个问题，一个是小而散的问题，第二个是成本高的问题，在医疗器械行业，器械企业给出分销的毛利是非常高，到底是不是必要，我们都在探讨。
第二是医疗器械行业有一个服务的问题，不光是物流的问题。我们作为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首先要遵守美国的海外反腐法，其次要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渗透到全中国的县级医院，在计划里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所有的县级医院，或者是相关的疾控中心。最后要与现有渠道继续合作，现在是比较合规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经销商都由一家在香港的外资审计公司帮助我们做独立的审计，只有通过独立审计报告我们才可以开户，这个是非常严格的，当然也被客户认为是比较偏保守，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必要的。可能在过去几年里面保守，但现在我认为，将来肯定是引领潮流的，因为我相信随着医疗器械行业逐渐规范，建立合规的商业操作是大趋势。BD公司一直严格遵循商业道德规范，视企业声誉为头等大事，所以我们会继续按照严格的操作标准对经销商进行审核和管理。
就营销来讲，我们还在一边设计、一边执行。基本上有几个方面，首先我觉得循证医学是我们做营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对于所有的医疗器械，不论是安全性，或者是诊断，为什么要定这个价，怎么来让客户科学的选择用还是不用。我觉得我们最根本的循证医学就是建立在中国的临床数据。在这个基础上，要做医疗经济学的分析，有了数据才能研究医疗经济学的问题，做大的分析，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帮助我们所涉及的一些领域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标准。无论是诊断标准，还是使用标准。这方面目前在器械这个领域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在药品领域做的比较好。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国外的一些标准基本上是通过适当的调整才运用到中国来。
事实上，在中国药品领域里，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标准上，甚至比很多西方的国家都要标准，因为西方国家除了英国，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在疾病的诊断上面不存在标准，尤其是治疗标准。那么对于我们的诊断的产品或者器械，包括设备，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要做出一些贡献的，因为在很多领域里面现在还是空白。其实，这给医院，给病人，给政府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现在比如说做一个诊断，选择一种治疗方法，都是采用以价格为导向的一种选择。我觉得必须在一定的质量标准和疗效的基础上，才能来谈价格，因为离开了基本的标准，价格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政府，帮助相关人员来制定这个标准，这个是很重要的。 人民网记者：您说的人才问题，是不是就是苏州园区领导说的要建一个人力资源的共享中心？
邓建民：不是这个。人力资源共享中心是管理上的项目，能够把整个亚太区人力资源过程中间标准化的流程集中在一起做，这是提高效率的一个方法。
人民网记者：人力资源共享中心指的是公司内部的？
邓建民：是的。是公司内部的，有些标准化的流程，中国也做，印度也做，韩国也做，我们就把它集中在一起。
人民网记者：现在国内的一些传染病比较多，对快速诊断需求也越来越多，你们在这块都有什么的情况，在产品战略上你们是怎么样考虑的？
邓建民：快速诊断是我们公司目前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领域，非常有吸引力。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健康问题50多年来的变化和主要疾病的变化过程，以前是传染病，后来到肿瘤，现在到心脏病。以前是重治疗，现在更多是重诊断，重预防，要预防先要有诊断，而且快速、早期、准确的诊断。所以这个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医疗情况是非常符合的，所以成长速度很快。
从领域来讲，在诊断领域里面我们的产品很丰富。第一我们有妇科宫颈癌的诊断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诊断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谈到临床微生物培养，我们也是一个快，一个是准。第三就是工业微生物，很多产品还没有完全的展开，其实现在对国家食品健康，食品质量是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个里面我们的机会也很多，我们有很好的监测食品质量的方法，我们也在开拓这个领域。
另外从技术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基本上都是液基的诊断方法和分子学水平的诊断方法，我们的方法是比较先进的。中国总的情况来讲还是重治疗、轻诊断，这个还是比较大的问题，虽然是在改善，但是目前状况还是这样，大家觉得诊断花钱，或者是引进新的技术不是很愿意，老百姓他愿意买药、吃药，但是他不乐意花这么多钱把病情弄清楚，尤其是诊断出没病他更不乐意，因为花了钱没诊断出来，所以这个概念是需要很长时间。其实诊断更重要，因为我是学医的，其实很多病都要依靠早期诊断，等到后期能治好的病是不多的。有几种病能治好的，能根治的，除非外科手术把它根治，基本上吃药都根治不了。所以重在早期诊断，只有早期诊断才能预防，才能控制病情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重诊断领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确实很多，未来五年如果我们想做的话整个BD中国共有两百多个新产品可以引进。但是我们肯定要确定新产品引进的重点，，诊断可能是我们其中很重要的领域。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把最一流的产品能够做到同步引进，当然SFDA的注册时间确实是滞后，有很多产品我们在美国提前上市了，因为美国不需要做临床实验，我们这里都要完成临床实验才能获批。法规逐步健全以后，中国的患者能够更快的享受到BD一流的诊断技术。所以我们原则是能同步就同步。 人民网记者：请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主要是围绕咱们苏州第三厂区的一些具体问题，为什么第三个厂区还是坚持落户在苏州？您刚才提到新厂区将引进全球最先进的生产线，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与传统生产供应商比，这些新设备都包含了哪些新的技术尤其是创新的技术都有哪些？另外，您是医药、器械行业营销领域的知名专家，想请您谈谈对中国医改的意见和建议。
邓建民：首先为什么还在苏州呢？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苏州工业园区是非常好的，在跨国公司市场的环境各方面的服务都挺周到的。第二个确实也是利于我们的管理，我们一共三家厂，将来还要有四厂，可能还会有五厂。四厂是迫在眉睫的，主要是做当地产品生产以后的集中消毒等等。所以这四家厂我是希望将来由一个人管理，现在两家厂都是向我报告，我们的三厂、四厂是不是要同时向我报告，我希望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我们在中国的工厂，所以这个是管理上面的需要。
从技术的角度上讲，刚才我也大概谈了一下，就是把一流的技术引进来。如果在苏州生产，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注射针，有好几代，五毫米的或者四毫米的，我们要引进的就是最新一代，四毫米的针，五个切面，甚至是六个切面，将来我们引进的时候，最新的技术是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而不是像以往有一些公司是把前代产品引进过来。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我只能是尽力而为。我自己确实是比较喜欢研究国家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和我们的战略是密切相关的，大的产业政策，包括制药我现在也一直在跟进，医疗器械对我来讲是比较新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对于医疗改革，如果跟美国的，跟澳大利亚的，跟英国的医疗改革比较，我认为中国医疗改革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从2009年开始。
我认为做的最好的就是医疗保险的广覆盖，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这个令全世界都很惊讶。我在美国跟很多同事谈起中国的医改，他们都很惊讶，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有15%左右的人口是没有医疗保险，对于我们13亿的人，虽然是低水平但还是覆盖的，我认为这个做的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公共卫生的一些设施的建立，在疾控网里的一些县级医院，甚至乡镇医院的建立上面，社区医院的设备方面，在硬件方面的建设也是做的不错，床位的扩大都是做的不错的。当然最难的也是我们现在改革马上要碰到的，我称之为深水区，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首先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我觉得恐怕时间也要花费很长，这个利益的纽带太难扭转。但我觉得如果要做公立医院的改革，要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利益要改，但不能改得太快。想象一下，如果说政府真的有钱，真的把钱拨过来，全部都补助那些公立医院，公立也垮掉了。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记不清是在内蒙古还是西藏，原来的一个村医他是上门看病收钱的，现在政府说基本药物目录不要钱了，慕名来看病都不需要花钱了，这个村医他就不去出诊断，因为他出诊拿不到钱就没有积极性。我们中国毕竟还是有本土文化在那里的。人如果缺乏了动力就不行了，如果医院钱都补贴到位了，哪还有积极性去看病人，每天看10个就不看11个，那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补贴，但不能全部到位，要补一部分，才能让医院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有些基本能够保障。如果全部补到医药分家了，你让他把医药和服务作为经济的来源，怎么可能服务更多的病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人数多，病人多、医院少，这个问题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改革对于器械和医疗服务行业是一个机会，我自己做过医生，所以医疗服务做过，也做过药，现在做器械，基本上我在健康产业里除了保险没做，其他我都做到了。因为健康产业就是四块，能赚钱的就是四块，一个是医院或者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第二个是卖药，第三个卖器械，第四个卖保险，就把这块所有的行业都覆盖了。我觉得这对医疗器械领域是个机会，因为首先我们国家医疗器械水平相对来讲非常低，如果说制药行业占了整个健康产业50%到60%，可能我们器械都不到30%，这个比重很低。第二，器械比药更分散，我觉得一旦整合以后，很多机会都会出来。第三，医护人员就是医务工作者他的劳动没有能够很好的和经济挂钩，相反药品就能够做到，医护人员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财务上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要改善的。
最后我们这个医疗器械行业是在我国整个大的医药战略里面的，因为器械包括了诊断，所以我把卫生部健康2020总结成四个P，一个P就是prevention，就是预防。预防一定要从诊断开始，如果说大家能够重视诊断，重视预防，将来医疗器械行业肯定能够有更好的前途。 人民网记者：您刚才其实已经谈了一个问题，关于针头不报销，其实这个和您刚才说的中国轻诊断、重治疗，两者是直接的联系。但这方面不是卫生部门直接管的事，医疗报销针头的话应该是医保，应该是卫生部门可能拿出一个价格，发改委物价局那边提过之后，人保那边才能过，过了之后措施纳入医保，大致好像是这么个流程。
邓建民：是这样。
人民网记者：那你认为这种观念要不要改，能不能改，怎么个改法？
邓建民：应该会改的，而且也能改。比如说跟美国比较，美国诊断体系是非常发达的，美国最大的诊断公司叫奎斯特（Quest Diagnostics），全国有多少个医院，可能奎斯特的点比医院还要多，它在一个城市里面分布在各个点，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医院里基本是没有太大的诊断室的，而且也没有太大的药房，都是独立的。那么独立的好处在哪里呢？病人如果仅仅是为了诊断，就不一定要去医院，开了方子，你就直接到你就近的奎斯特里面，进行抽血、检验，然后给你寄报告就行了。这样病人就分流了。所以这个独立诊断的体系在中国也能够建立，我觉得上海这些发达城市已经慢慢开始有了，尤其是肿瘤药物的诊断，一些高端的诊断，这是一个开始，就是说把诊断当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专业，可以独立成一个中心。病人的血样拿来，医院做不了，只有到这个地方做，只有用专门的试纸才能做出来，将来我觉得大家都会逐步往这种模式发展，这个需要宣传。当然国家政策也要有指导。因为其实健康2020，我觉得它看问题比较准确，也比较全面的，它提出以预防为主，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贯彻这个目标。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卫生部准备在未来几年里，建三百家县级医院，而且在里面要建诊断室，要把检验科装备起来，有基本的设备，基本的设置，基本的人员，基本的流程。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病急乱投医”，去看医生就要拿药，他的目的是拿药，不是说要弄清楚生什么病，他就一定要有药才行。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同事也开玩笑，你说我们这个注射器，大输液，在中国卖得非常好，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大输液卖的这么好的。他说为什么呢？在美国，病人去看医生，一个是见效，第二医生不给吊瓶他就高兴，因此都是口服药。中国情况不一样，上来先给你治，什么病不管先治，这个里面有一个水平的问题，还有个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宣传，一方面解掉医生的压力，因为医生确实也怕医患关系，医生不给开，病人死命要，也不行，所以还是要先把诊断做好。
在抗生素方面，我认为国家现在管理的比较好，尤其是大城市对滥用抗生素管得很好。我有亲身体会，我去美国待了两年回来以后咳嗽、感冒、嗓子疼，我在上海想买一点抗生素，买不到，药店里肯定是没有的。我想那我就到医院去随便开一包，医生不肯。以前挂一个号，找医生开个处方，我就去药店买。现在不行，挂号的时候说是感冒就要量体温，量完体温如果不高，就不能给开抗生素。还要处方，就要去验个血。这个就说明滥用抗生素在大城市里面已经慢慢的管理好了，这是个好事情。从各个角度来讲，从政府的政策，老百姓的意识，还有落实到具体的方法上面来堵住这个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