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流行时的医者身分与知识表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武德年间(618-626),骨蒸病流行,《旧唐书》卷一九一《许胤宗传》中记载面对骨蒸病,“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之后记录时人与许胤宗关于这场疾疫的一段对话:
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疾病流行时的医者身分与知识表述

疾病流行时的医者身分与知识表述

疾病流行时的医者身分与知识表述

这段对话颇为戏剧化,在疾病流行,病者煎熬的情况之下,许胤宗疗效神验,却拒绝撰写医书。这本身凸显出一种伦理的困境。而医之为意难以在经方之中表达,被用作对此伦理困境的回答和解释,进一步强化了“意”的重要性。在这个语境下,坚守医学知识的“恰当”的传递和实践之道,被设定为医学的核心价值。当然,“医者意也”的表述并非始自许胤宗,但是这个表述在疾病流行的语境下被再次强调时又意味着什么?
在隋代中期至唐代初期,“骨蒸/传尸”作为一个疾病范畴逐渐成立。在后来苏游的《玄感传尸方》中将这个疾病范畴与之前医籍中的“注连”连接起来。所谓“注连”,按照《释名》的说法,即“一人死,一人复得。”但是在注连转向骨蒸的知识变化过程中,疾病传播的意义逐渐消减。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知识变化,在疾病流行的背景下,医学著作却逐渐将目光从疾病传播上移开。因为许胤宗没有撰著医书,所以我们无法知晓他在这次知识变化中的立场如何?也无法知道,这次知识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力是否是许胤宗拒绝撰著医书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位面对疾病流行的医者呢?
如果我们回到《旧唐书》卷一九一的许胤宗传记的前半部分,他最初在陈朝任新蔡王外兵参军,因用黄芪防风汤气熏之法治疗柳太后的风疾而拜义兴太守。我们并不太清楚他医学知识的来源,也不清楚他跟当时重要的医学家族许氏家族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以医术获得义兴太守的方式,与南朝的医学家族以医求官却不以医为业的取向相一致。而陈为隋所灭,他却开始担任尚药奉御,之后进入唐朝也很可能依然担任医官。这种选择也与北奔的医学家族的选择相一致。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如何在隋灭陈的战争和隋末的变乱之中生存下来,并依然在官署中任职,我们也不知道王朝的更迭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的医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扮演了角色。而他也选择成为一位医官,这个身分选择很可能对他在隋灭陈之后的生存至关重要。然后,传记的叙述就进入本书导论一开头的那个场景,他在面对疾疫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撰著医书以期待知识的传递能治疗更多的病人,还是坚持医学知识恰当的传递方式而拒绝撰著。他对医学知识的分析与隋代修撰的《诸病源候论》的论述有颇多相似,既意味着他与宫廷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暗示着他在隋代可能参与到宫廷医学修撰的过程中。但是到了唐初,国家的权力在进一步介入医学修撰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只是这个拒绝却是在疾病流行的背景之下。在这个时候,他成为了那个要回答什么是医道的人。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医者吗?或者更恰当的问法是,他自己认为,他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会成为一位医者。如果说,在前一次成为医官的选择,是为了生存。那么这次的选择,与他要坚持怎样的知识传递路径相关。在这样的过程中,医道一步步嵌入了他的身分叙事,即使这种嵌入又彰显出一丝伦理的反讽。当一个具有知识(特别是医学知识)的个体在面对生命史中的变动与危机(比如疾病流行)时,他们对应的方式当然是个体性的,但是当他们尝试以医学知识应对和理解生活中面对的种种权力和危机时(这种应对可能是凭借自身的书写、阅读方式,也可以是身体),也就是他们将自身的叙事与知识相融合或者冲突的时候,这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将对知识的历史性理解转化成为解读他们叙事的一个路径。
目录
导 论
第一章 导论:古今之间的“医者,意也”——医学群体与写作历史(3)
引 言 “医者,意也”与“俄罗斯套娃”式的“身分问题” (3)
第一节 跨语际的研究范式与“身分问题”的演生: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医学群体的基本叙述模式的建立及其挑战(7)
第二节 “医者,意也”的历史解读之一:历史性的知识表述与现代学术路径(40)
第三节 “医者,意也”的历史解读之二:如何将叙述者放回其时代(61)
第四节 路径的展开与本书的内容结构(81)
身分·叙事·差异
第二章 “不以医自业”与“世相传递”——南北朝时期徐氏家族的医学知识与身分叙事(87)
第一节 引言(87)
第二节 “书”的意义——南北朝医学知识传递的物质和文本语境(92)
第三节 “家”与知识(106)
第四节 以医得“二千石”和以医为业——医者身分认同的分化(110)
第五节 北奔之后的身分转化(114)
第六节 信仰抑或知识的博通(120)
余语 身分的转化和知识的传递(127)
第三章 “在朝大医”的叙事——隋至唐前期的医学家族与医学官署(131)
引 言 差异的叙事(131)
第一节 隋至唐初医学家族的历史及其在医学官署中代谢的图景(133)
第二节 令文规定与个体选择(140)
第三节 唐代前期“伎术官”身分的成立与国家语境下医者
身分的重构(147)
第四节 唐代太医署内的医学教育与医学生自身
身分的重构(152)
第五节 医学官署内“宗教”身分的重塑———禁咒的成立(156)
余论 当医学家族遇到医学官署(158)
第四章 山林、宫廷与士人文化——重访孙思邈的传记与身分叙事(162)
第一节 被忽视的“山林医家”?(162)
第二节 孙思邈的最后十年———卢照邻与孙思邈叙事的造成(166)
第三节 卢照邻的叙述———塑造与遮蔽(168)
第四节 医案抑或史料?———医方中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类与社会网络(1177)
第五节 迷雾中的宫廷生涯(182)
第六节 山林的“造成”(187)
余 论 在朝与山林(192)
文本·权威·流动
第五章 “撰者”的意义———隋至唐前期医学著作的权威塑造与历史语境(197)
引 言(197)
第一节 《诸病源候论》与“撰者”的意义(200)
第二节 《新修本草》的编撰列位名表与唐初官修本草书的“制作”(219)
第三节 撰者经历与医经的历史语境———以《黄帝内经太素》为中心(244)
第四节 余论:权威的边界(262)
第六章 东都与西州——唐初的医方文本与知识流动(269)
引 言(269)
第一节 刊刻者、供养人和观看者———将药方放回石窟的空间之中(273)
第二节 宫廷的疗风方(280)
第三节 代劳致远?———写本时代方药知识的传递(286)
第四节 方与书之间(293)
余 论 佛教、国家与药方的物质载体———方药知识流动和
“验”的意义(297)
身体·感觉·表达
第七章 药物的声音——南北朝至唐前期本草音研究(303)
引 言(303)
第一节 识字与识物———读音与意义(304)
第二节 物与名———读音的意义(308)
第三节 涉学与独学———南北的意义(317)
余 论(322)
第八章 味觉、文本和身分——南北朝至唐初的尝药礼俗与医书中的本草味性(324)
引 言 唐代前期的御药仪———从令文说起(324)
第一节 尝药关系在中古的“扩展”(326)
第二节 医学家族的身分嬗变与药物之味(330)
第三节 唐代御药仪与医者身分的分化(335)
余 论 文本、身分与被遗忘的“味觉”(342)
第九章 谁能看见五脏与经脉?——视觉经验的塑造与唐代的《明堂图》(347)
引 言(347)
第一节 明堂图与五脏图———中国古代医学中身体图像的
不同知识传统(348)
第二节 五脏的另一个世界———唐宋五脏图像的传递(356)
第三节 如何看到经脉与五脏如何塑造生命———医者与
“常人”目光的歧途?(361)
余 论 歧途何在?(368)
尾 声
第十章 尾声:书籍秩序与为医之体之间的“医者之意”——写作医书与大医身分叙事的浮现(373)
第一节 大医与愚医之间的书籍秩序(374)
第二节 被彰显的为医之体与被遮蔽的感官之知(382)
第三节 写作与身分(389)
第四节 知识可以讲故事吗?———古代文本和当下医学史的写作(393)
参考文献(398)
致 谢(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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