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课上，我们寻找大体老师

作者：杨超月

乍疏雨、洗清明，手执素菊，向一群素未谋面的“无言良师”寄去崇敬与哀思。这是许多医学院和医学生每年的惯例。

谁都有和世界挥手告别的一天，但这群良师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留在了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记忆里。医学界尊称他们为“大体老师”，也叫遗体捐献者。

遗体捐献者在生前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愿意死后将遗体捐赠于医学科研和教学，值得医学院校师生以及医学科研人员尊重。许多医学生在解剖第一课上都会接受伦理教育，向躺在解剖台上的“大体老师”献花、默哀。

然而，成为“大体老师”是艰难的。在死后的日子里，有人选择土壤，有人选择海洋，但却很少人愿意浸身福尔马林，经受稚嫩生疏的刀法与众多求知目光的打量。我国的许多医学院，仍在寻找更多“大体老师”。

01 想象自己的第一场"手术"

尽管我国的遗体捐献事业已经开展多年，但在医学生课堂上，“大体老师”仍然呈现出总体数量少、地区不平衡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与国外相比，中国遗体捐献事业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开始接收遗体捐献，其他多数地方的遗体捐献事业仍是一片空白。截至2011年，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占中国人口的0.01%左右，中国遗体捐献率更是位居世界末位。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截至2022年11月13日，我国遗体、器官累计捐献人数为42789位。以北京为例，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北京遗体累计捐献人数为3932位，遗体捐献数量逐年增长，但总体上实际捐献数仅占登记总数的8%到12%，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根据我国31个省市区红十字会和官网相关报道，我国各省份累计遗体捐献平均数量约为1485位，上海以12794位高居榜首，而西藏则是在2021年才实现了自治区内第一例遗体捐献。我们将各地累计遗体捐献数量与2020年各地医学生招生数据对比，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医学生课堂上大体老师分配的地区差异。

我们采访了在上海、北京就读的医学生，他们认为课堂上大体老师并不紧缺，但对于在云南、广西等不发达地区就读的医学生而言，课堂上可供操作的大体老师数量并不足够。

据了解，医学院校的临床专业学生主要是在低年级的课程中接触大体老师。在《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必修课程中，这些“大体老师”便是他们第一场“手术”的“患者”。

即便是医学生自认为“已经足够”的北京、上海等地医学院，也基本没有达到国际标准。而在更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医学院校解剖课程只能以硅胶模拟人或3D解剖代替“大体老师”，有的医学生甚至只能通过学习经典解剖视频，想象自己的第一场“手术”。

02 犹豫的脚步

“大体老师”的缺失是世界普遍的问题。

卡塔尔所需医学研究器官均需从美国进口。在非洲一些国家，任何亵渎身体的行为都被认为有悖于宗教教义，主要依靠无人认领的尸体进行解剖计划。部分国家为了促进遗体捐献事业发展，实行默示同意制度，如捷克法律规定，只要在医院过世的病人，都必须成为大体老师；意大利2020年出台“关于为研究、培训和科学研究目的处置人体和死后组织的规则”，凡未特别声明死后不愿捐献遗体者，都将被视为同意捐献遗体和器官。

而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自愿捐献制度，医学院“大体老师”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个人捐献。我们统计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遗体捐献意愿后发现，其地区差异性较为明显。整体上看发达省份捐献意愿相对较高，上海、北京、重庆位居全国前三，少数民族区域捐献意愿相对较低。以地理区位划分，华东、华北遗体捐献意愿整体较高，西北、华南捐献意愿则整体较低。

除了通常认为的舆论影响、传统生死观念等主观因素，首都医科大学副教授常丽荣指出影响遗体捐献意愿的因素还包括宣传不够、捐献程序过于繁琐等其他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