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钧瑛:从上海女孩到美国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袁钧瑛在中科院实验室
“您还记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您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那天,您在忙什么吗?”
问起这事,袁钧瑛院士笑了起来,“那天,美国科学院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我,因为我把手机关了。后来他们电话打到我家里,是我先生俞强接的电话。但他也没法打通我的电话,只能在微信中留言。”
这一天是今年的5月2日,作为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的袁钧瑛正在匹兹堡大学做学术报告。按惯例,报告者要在大会报告前与主办方的多位同行学术交流,为此她关了手机。
“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今年可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信息?”
“没有,绝对没有。美国科学院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在今年新院士名单公布后,参加院士投票的丘成桐院士才对我说,他看到我在新院士候选人名单上的排名很靠前,他非常高兴。”
“被评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美国科学院或者哈佛大学给院士什么福利吗?”
她想了想:“什么福利和待遇都没有啊。美国科学院祝贺信中通知我要交400美元的院士会费。”
袁钧瑛,1958年出生于上海,是今年美国科学院当选的院士中唯一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她是世界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
当她第一次从空中俯瞰纽约哈德逊湾时,纽约、以及后来毁于“9·11”事件的双子塔,这些和她后来研究了三十多年的细胞一样,都是陌生而神秘的。那是1982年的5月。
那时,美国选拔国外留学生的GRE和TOFEL考试,还未获准在中国大陆进行。中美联合培养生物化学类研究生计划(CUSBEA)项目为中美学子架起了跨越大洋的桥梁。该计划的发起人吴瑞先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建立了DNA测序技术,曾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当他得知李政道教授发起了为中国培养物理类研究生的项目(CUSPEA)后,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为中国培养生物化学类研究生的这一计划,并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决心奋起直追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袁钧瑛就是首届CUSBEA的博士生。
科学研究要从经典、原始的文献开始
尽管哈佛大学还在放假,但袁钧瑛的博士生导师保罗·帕德森教授仍亲自去波士顿车站接她,并开车将她送到宿舍,还给她买了一盘盛着香蕉、苹果的水果盘和一份蔬菜沙拉作午餐。
“那个时候的波士顿正在放暑假,帕德森教授走了以后,我看着蔬菜沙拉吃不下去,心想美国人怎么跟兔子一样的,吃生的菜叶子?因为那时听说美国有多危险,我也不敢一个人出去,结果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吃水果。”袁钧瑛笑着回忆刚到美国时的种种不适。
▲袁钧瑛(左一)的哈佛同班同学,摄于1984
她就靠那一盘水果撑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晚上,她忽然想起,来之前妈妈给了她一张纸条,让她把一包东西带给一位朋友。于是,她就赶紧跑到拐角的电话亭里面给妈妈的朋友打电话。对方一接到电话就问:“你吃了吗?”一听这句话,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这时才体会到,中国人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这句问候语,真的是最亲切最实在不过了。这家人听说袁钧瑛竟然饿了三天,立即开车来接她到家里吃饭。
比蔬菜沙拉的挑战要严峻得多的,无疑是美国博士生的课程。袁钧瑛记得她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读本科的时候,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国外最新出版的科技文献。
但在哈佛读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教授每天给学生发一大堆科技文献回去看,然后第二天上课讨论。
“那时我们读的都是研究领域最经典、最原创的文献。就是看它最原始的发现是怎么开始的,后来的研究又是怎么一点一点深入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本领,就是能做到最原创性的发现。现在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如何才能在高影响因子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去了。要知道科学上的很多重要的原创性的发现,最初不一定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他最初有关细胞‘自噬作用’的几篇研究论文,都不是发表在很重要的核心期刊上。”袁钧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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