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故事】1953年，他没有告诉妈妈，直接踏上

作者：杨超月

　　1952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王震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八一农学院（后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七十年来，一代代农大人扎根边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屯垦戍边办大学、稳疆兴疆育人才。值此新疆农业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开设“农大故事”专栏，忆往昔、寻初心，讲好农大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于薪火相传中绽放芳华。

　　原载于《桑榆》2013年6月30日第2期

　　原标题：《进疆六十年》作者：安峥皙

　　1953年我从西北大学生物系毕业时，被分配到新疆，是全班最远的一个。由于怕妈妈不让我来，也怕看见她难受的样子，我一狠心，没回家就直接上路。那时火车才通到甘肃的永登县，分配来新疆的人，一律在甘肃人事厅报到，人数每够一汽车，就包一辆车从兰州出发，运往新疆。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在路上休息了2天，一共走了11天，同车还有西北大学的5位，西安公安学校的18位，同行的还有西北农学院的一车毕业生。过了甘肃武威就没有旅店了，只有新疆军区的临时招待站。我们全在帐篷里过夜，所有的站招待我们的菜都是辣子鸡。当时，能吃到辣子鸡，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幸福的事。来新疆的路上，就像一次长途旅行。我看到了有13间房那么长的卧佛，知道了酒泉县名的来历，知道了什么叫戈壁滩，什么是西出阳关。那时乌鲁木齐就好像后来我的邻居老人讲的，在大十字吼一声，东西南北门都能听见。下雨后，所有的路都是“水泥路”。

　　到人事局报完到，我被分到卫生局，也就是后来的卫生厅。因没有适当的工作，继而又转分到八一农学院的农学系。当时是农学院成立的第二年，植物教研室共有3人，承担着植物学和树木学两门课程。教研室除办公室外一无所有，在我来之前，只有郭钧先生一人教这两门课。那时候，国内还没有植物学课本，就连我上了四年课，也没见过一种课本，都是老师讲，学生用笔记。国内唯一的一本植物学书，是解放前刘毅然编的植物学，西安都没有，新疆更别说了。因而编教材是当务之急。用白天黑夜连轴转来形容当时的生活，一点也不夸张。开植物学课的有农学、林学、畜牧三个本科班，农学、棉花、园艺三个专科班。实验课就得请外行来帮忙，其困难可以想象。1955年教研室又来了两个学生物的，参与了植物学的教学，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1954年，我随林学班学生去石河子南山实习。这是我第一次接近新疆的山区，对新疆的植物非常不熟悉，只能认识最常见的植物。所以在学生面前说话底气不足，促使我痛下决心，想办法提高自己。

　　学校刚开始招生的时候，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部的基层连队进行。1956年，新疆各高校开始在内地招生，我参加了这个工作。去的地区包括西北、西南、华东、华中四个地区。我负责农学院在西北地区的录取工作。陕西的学生在西安集中，由我带回新疆。

　　这一年暑期，我们随兵团农业处处长张存仁赴阿勒泰二十八团，这次我认识了沙漠。我们走的东线，由奇台往北的北沙窝进入沙漠。出发时道班房提供10根椽子，前面铺椽子，车轮骑在椽子上前行，再把后面的椽子往前铺，如此反复，40里路走了五六个小时。最后，把椽子还给那里的道班房。这次活动都在农区，同行的有收集农作物品种的同志，使我增长了这方面的很多的知识。当时，乌斯满的捣乱平息不久，去的二十八团又是起义部队。为了安全，还有一位警卫同志同行，背着一杆长枪。

　　1956年，原主讲老师郭钧去世，11个班的植物学由我们三个人担任。我带基础课程，另两人带实验课，临时又请了几个刚留校的学棉花专业的人帮忙。那时，实验切片，标本等一无所有，都得我们从头做起，条件极其艰苦。

　　195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我与阴知勤在南京农学院参加了全国植物学教授暑期学习班。这次学习使我大开眼界，认识了国内的许多同行，听了南京有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讲课，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标本馆，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1959年，学校派我到北京植物研究所进修，承蒙简绰坡先生的指导，系统地鉴定了1956年前后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采集的新疆的十字花科植物标本，并写成文字。从此，我才真正进入植物分类学领域，并与分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校后，科研科科长张学祖认为写的内容还可以，就在校内出版，命名为《新疆十字花科植物的研究》。新疆十字花科植物特别多，全国有95个属，新疆就占了68个，而且大多数是特有的，此材料在国内尚属首次发表，此前仅有南京中山植物研究所周太炎在解放前对该学科发表过几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