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作者：杨超月

　　礼县编钟——奏响西垂秦音

【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青铜编钟。

　　200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当时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墓已经被当地村民和盗墓贼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拉网式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在乐器祭祀坑中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的秦编钟、编磬，俨然奏响了秦人先祖在西垂地区凯歌奋进的秦音，为我们了解秦人早期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工作者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乐器坑中发掘出土了11件编钟和10件编磬，这套乐器属于春秋早期秦人器物，真可谓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11件编钟整齐排列，包括3件青铜镈、3件铜虎（附于镈）和8件甬钟，镈和钟各附带有1件青铜挂钩。青铜镈一大二小，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镈体部以蟠虺纹为主要装饰，四面扉棱处饰以镂空的龙纹图案，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整个器型美观大气，保存完整，堪称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时隔2700余年，这组编钟依然能够拼凑成套，以其精确的音准，独具一格的造型，见证了秦人高超的工艺水平和高雅的艺术鉴赏能力。

　　另外，还从一盗挖者手中收缴了一套共九件的方纽编钟。据研究认定，这组九件套编钟应该是被盗掘出土于礼县圆顶山秦宗族墓，属于春秋晚期秦人器物。虽然九件套秦编钟表层锈迹斑斑，但整体完好无损，编钟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显示出了当时当地秦人较高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礼县秦编钟的问世，证明早期秦文化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落后，自强不息、兼收并蓄是秦人精神和秦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秦人为了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全方位借鉴周边各族群和区域文化，这其中又以努力学习吸收东方华夏族文化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礼县秦编钟的问世，也向世人证明礼县是秦人重要发祥地——西垂所在，大堡子山陵区是秦人四大陵区之一的西垂陵区，西垂陵园为秦人第一陵园。秦人西垂陵园的发现，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礼制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

　　武威铜奔马——中国旅游标志

【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出土于武威凉州雷台汉墓的铜奔马。

　　铜奔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这件东汉时期青铜器是1969年10月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雷台汉墓，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铜奔马一经出土就以其灵动绝美的造型，引发人们无限遐想。

　　铜奔马器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高34.5厘米，重7.15千克。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一足踏一飞鸟，三足腾空，飞驰向前，整体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实为东汉青铜艺术的精品之作。从造型风格来看，铜奔马沿用了当时社会常见的奔马形象，并且创造性地加入了飞鸟造型。飞鸟造型作为整个器身重心所在，在力学方面具备了超强的稳定性，既起到了稳固作用，又增加了骏马飞奔的气势，真可谓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这种浪漫主义的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既有力道的感觉，又有动感的节奏，给人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堪称中国青铜艺术的一朵奇葩。整体看来，铜奔马是汉代人勇武豪迈气概和昂扬向上精神面貌的集中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汉王朝的国富民强。

　　根据出土的马俑胸前铭文记载可知，雷台汉墓建于东汉晚期（约186年-219年），是“守张掖长张君”之墓。该墓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珍贵文物230多件，出土古钱币3万余枚。在出土的127件铜器中，铸造最为精致的是铜车马仪仗队，其中的铜奔马则是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艺术精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这件铜奔马起初并没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后来郭沫若先生慧眼识珠，第一眼见到铜奔马便惊叹不已。在郭沫若先生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武威雷台汉墓的历史文化价值被逐步挖掘显现，而铜奔马目前已经以其神奇独特的造型而蜚声海内外。

　　天祝铜牦牛——汉藏文化交融的典范之作

【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出土于甘肃天祝县的铜牦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