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完美：为何警惕基因技术

作者：杨超月

在历史的很多阶段，人类个体的某些不完美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悲剧，有些人一出生就被剥夺了活下去的权利。

在这个层面上，与其说人类史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不如说是一部歧视和残害不完美同类的血泪史。更令人悲伤的是，这种历史似乎从未中断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阿波特泰山谷”

在古希腊，斯巴达城邦为了保证源源不断的优质兵源，那些羸弱畸形的男婴在经过“贵族元老议事会”鉴定确认后会被处死，并被扔进西部边境一个叫“阿波特泰”（Apothetae）的山谷里。因为城邦只会耗费资源养育那些身体结实健壮的男婴，将他们塑造成勇敢善战的“斯巴达勇士”。

在斯巴达，抚养女孩所花费的资源并不比男孩少。汤姆·霍兰在其著作《波斯战火》一书中提到，女孩会被培养为未来的优秀育种者，汤姆·霍兰写到：“未来母亲的最佳标准就是容易生育，斯巴达人会通过皮肤的光泽和乳房的形状来判断这一点。斯巴达姑娘们以其身体的美丽而著称，拥有长长的金发和优雅的小腿——这为判断道德是否高尚提供了现成的标准。”

而在中世纪，欧洲人对于不完美者的典型歧视，则表现在疾病领域。整个中世纪，医学被神学和宗教裁判所掌控，社会对于麻风病患者带有普遍的歧视，麻风病人被排斥、被禁闭，孤悬于大陆之外的海岛上，麻风病院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精神病患者的待遇则不太一样，法国哲学家、“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在他那本名著《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中说，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公元1500年以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受到尊重，可到了后来，他们却被当作病人关进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

这种转变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福柯却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管制的阴险狡诈的新形式。所以，《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一书被认为最终敲响了西方社会禁闭制度的丧钟。

在纳粹德国，“第三帝国”试图保持雅利安人种种族基因纯正，优生学便成为政治工具，这种工具残酷且无人性。借着防止种族退化的名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权将把公共开支花在那些种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花在“下等且不合群的人、病人、智力低下的人、疯子、残疾人和罪犯”身上的钱不仅要减少，还要对他们施行“选择与消灭”的残酷政策。

为支持德国盟友，1933年7月26日，日本政府也出台了措施，要求此后有遗传性精神病或身体疾病的人不能再申请婚姻贷款。几个月后，日本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法，将禁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30年代前后，具有强烈歧视色彩的优生学并非仅在纳粹国家存在。1931年，美国优生学家哈里·劳克林曾提出一项计划，要在后半个世纪对1500万出身劣等种族的美国人实施绝育。1936年，他还从海德堡大学拿到了荣誉博士学位。

现代的“阿波特泰”

今天，“斯巴达勇士”被称为“超级士兵”，一些国家希望利用人类基因组技术改良他们的士兵和军队。这样的新闻在全球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已不是什么机密。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和“超级士兵”项目，曾引发了人们对于潜在的军事转基因技术以及生物武器化的担忧。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如果真正应用到对现代士兵的改造上，好莱坞电影《X战警》、《再造战士》和《美国队长》里的场景，将不再是科幻和虚拟的。

与斯巴达人相比，现代人在保证婴儿出生时就避免畸形或者羸弱的技术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依靠基因筛查、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人类离随心所欲的“生育控制”越来越近。现代父母们不必再像斯巴达人那样，忍受孩子出生后就可能被抛尸荒野的痛苦。

可当我们回顾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将其与伦理一并考察时，一条“阿波特泰峡谷”仍然若隐若现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人类的生物技术史并不悠久，其突飞猛进也就一个多世纪的事情。虽然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遗传现象的存在，但对于遗传的本质的认识却开始于19世纪中期，更准确地说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也是在达尔文的影响下，他的远房表弟、英国博物学家F．高尔顿才于1883年首创了优生学这个概念。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