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科学传播如何自洽和有为

作者：张馨予

通俗理解，科学传播就是科学的传播。在这一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而，科学传播也具有较之广义传播学更加特殊的意义。科学不仅应该得到理性、通透的传播，还要获得应有的理解与支持，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进步、生活文明的动力，而不是沦为进步的羁绊或决策的替罪羊。正因如此，科学传播的主要使命除了传递科学，还应该包括“复归”科学，即使科学回归科学本身，既要坚持它的理性，又要遵循社会伦理，同时不忘以怀疑的精神维护它，防止自身成为另一种迷信。

转基因、PX项目、核电、PM2.5、食品添加剂、H5N1……面对来自不同领域内纷繁复杂的科学问题，近年来国内科学传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转基因方面，过去的10年堪称话题不断、杯葛连连的10年，2014年甚至被视为转基因科普“完败”的一年；而对于PX项目，包括PX在内的化工行业的安全事故此起彼伏，这让“逢PX必反”“逢化工必抵触”的群体心理有了更坦然的存在空间，使群体事件重复上演的态势难以遏制。与此同时，很多社会公众关切的重大事项，其中涉及的科学问题或是悬而不决，无法达成科学层面（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或是决而不断，科学界与政府部门、媒介机构提供的知识与论断难以服众，亦或即使公众选择了理解与接受却不愿付诸行动。总之，从“说不清”到“说得清”，从“选择理解”到“真正支持”，中间似乎仍然横亘着很多看不见的鸿沟，需要科学传播去做更有针对性、更具持久力的反复弥合。

凡此种种，也使当下的科学传播陷入困顿和无法自洽的状态。传统的媒体、精英、公众组成的传播“铁三角”关系，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力量的冲击下，均势渐被打破。传统媒体作为传播链条中关键一环的地位不断弱化，“铁三角”闭环内主体之间的基本信任依然遭受着利益博弈和不信任的冲击。这些都为未来的科学传播带来变数、提出全新的挑战。

1 “观感最差”的转基因科普失败了吗？ 1.1 传播议题的变迁

转基因问题堪称当代中国观感最差的公共话题之一。所谓观感差，不仅指争论持续时间之久、参与范围之广、激烈程度之深，还在于各种谬误能够大行其道，甚嚣尘上。梳理10余年来围绕转基因争论的大事件可以发现，其传播议题虽然总体相一致，但在每个阶段仍有不同的聚焦话题，并且能够由此反映出科学传播的一些阶段性特征。

2004年，16名院士专家向国务院提交建议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建议，经《南方周末》披露引发舆论关注，转基因是否有害的问题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5年4月，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公布的湖北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可能流出的调查，引发社会极大的恐慌。

2009年，中国首批转基因水稻获颁安全证书，再次引起针对转基因的广泛争论。其中，审批程序上的瑕疵以及公众知情权受到“无视”的问题，成为传播关注的一个新议题。

2012年，美国科学家汤光文发表了在中国湖南衡阳组织“黄金大米”营养学实验的研究报告。该研究于2008年开始，在未告知实情的情况下让参试儿童食用了转基因大米。研究报告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实验伦理等问题的争论。

研究者对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在新浪微博上7个多月的传播形态进行内容分析，发现针对具有争议性的科学题材的问题，少有网民关心科学问题本身（如转基因是否安全），而是采取一种“态度站队”的评论，聚焦于：拒绝政府的信息，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不信赖，同时也将科学家作为权利的代表一并加以抵制[]。

2014年3月，公众人物崔永元以美国走访调查形成的纪录片在网上发布，“披露”了部分美国民众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尽管纪录片存在不少科学“硬伤”，但并不影响其在网上形成一股新的“反转”浪潮。

那一年，围绕转基因的舆论争议终于发生逆转，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开始强势发声、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

2014年10月，“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形成了基于8项内容的《武汉共识》。《武汉共识》指出，“用于特定的做改良的转基因方法对人和动物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并呼吁有关转基因的争论应该放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之上。

2015年伊始，转基因争论的硝烟再起。1月，凤凰网组织转基因辩论会，邀请部分“挺转”“反转”的代表性人物以及从事科学传播研究的学者“对簿公堂”，尝试开诚布公的对话。议题设置由过去的科学层面转向体现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