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药物上市还要10年

作者：杨超月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干细胞组织主席、70后院士……不到50岁，周琪已拥有数不清的头衔，而他最喜欢的，还是他名片上的称谓——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欧洲第一只克隆小鼠“哈尔滨”，世界第一只克隆大鼠“周让娜”，世界第一头中期体细胞克隆牛“奥运2008”，世界第一只利用IPS细胞克隆而来的小鼠“小小”……在周琪每一个让世界瞩目的成果上，都打着中国的烙印。他时刻牢记自己的院士编号“1276”。“1276”之前，是他敬仰的钱学森、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

在周琪的推动下，黄斑变性、子宫内膜再造、人工肝、脊髓修复等医学临床试验已取得初步成果，但对于干细胞治疗的临床使用，周琪仍有些忧心忡忡，“干细胞领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我们需要一个共识，干细胞药物不是‘万能药’，对症才能下药。”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诗蓝实习生刘铃

见到周琪时，他刚给入选2017年“百人计划”“千人计划”的青年科学家做完讲座。来自哈尔滨的他身形高大，轮廓硬朗。尽管在干细胞领域他已是顶尖科学家，但善用比喻、颇为细心的周琪在讲起干细胞研究时却并不让人觉得晦涩难懂，讲到“爱国”“科研”等字眼时，双眼仍难掩真挚的光芒。

创克隆领域的重要成果

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周琪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把积满灰尘的吉他。这把吉他，连同周琪久不接触的摄影器材一起，被搁置在了角落。然而，对少年时的周琪来说，音乐、摄影、文学才是他的所爱。

1970年出生在哈尔滨的周琪，父母都是东北农业大学的老师。幼年的周琪印象最深的是校园里高大气派的主楼——飞机楼。在这座造型独特、宏伟壮观的大楼里，周琪倾听了无数次讲座。

在邻居眼里，周琪的父母“不大会过日子”。在清贫的年代，他们总要省下钱买书、看电影。父母并不限制周琪的爱好，他囫囵吞枣地看家里的藏书。父亲喜爱摄影，家里没有暗室，一到晚上，周琪便跟着父亲将棉被遮住窗户，熬夜冲洗照片。早晨起来，贴在窗户上的照片在阳光的照射下一张张掉落下来，那些花花绿绿的色彩让周琪的少年时代变得鲜活。

高考填志愿时，原本一直中意建筑学的周琪突然改报了生物工程，只因在那年时事政治题中，周琪看到21世纪的四大新型技术和产业，排在第一位的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脑子一热，他便填报了东北农业大学的生物工程。

在东北农业大学读到博士毕业，渴求进一步发展的周琪于1999年来到了在遗传领域久负盛名的法国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工作。刚来到法国时，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并不为法国人所看好。

周琪决心挑战自己，彼时许多知名科学家都未能成功地克隆小鼠、大鼠，周琪一心埋头做实验，和同事一起克隆出欧洲第一只克隆小鼠，为纪念家乡，周琪为其命名为“哈尔滨”。年轻的研究员周琪在克隆领域一下声名鹊起，其成果被“多莉羊之父”威尔穆特博士誉为“该领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让法国同事瞬间扭转了对周琪的印象。

坚持署名中科院周琪

然而，优渥、充实的生活背后周琪仍有缺憾，对于祖国他有着别样的眷恋。在法期间，每一次和父母通话，父母都会叮嘱周琪“好好工作”。

父辈心怀祖国、踏踏实实的作风给周琪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哈尔滨”“周让娜”……周琪的每个成果，都带着中国的烙印。甚至在法国发表的论文，他仍坚持署上“中国科学院周琪”，“中国人做的，为什么不能署中国科学院。”

在法国国家农业研究中心的多次挽留之下，周琪仍决定回国。很多人问周琪为何回国，周琪的回答很简单：“爱国。”

2002年底，带着一个30吨重的集装箱，周琪回到了北京。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动物克隆转到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研究，这是周琪在研究方向上的第一次转身。在他的学生看来，周琪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壮士断腕”式的改变。

干细胞研究“重磅炸弹”

决定转身，就意味着从头开始。刚开始，周琪的实验室连一台像样的机器、一个合格的培养间都没有。一年以后周琪才有了第一个细胞培养间，面积之小让人难以觉察到这是一个科学家的实验室，随后周琪又自己动手搭建了一个板房，用以做动物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