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

作者：杨超月

　　摘要：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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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

　　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潜质，所以，要经过许多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谓也）持续地试错，最终在极小众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实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

　　企业家和商人（企业主、老板）是两个群体。维也纳·桑巴特说，“按我的想法，如果要描绘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最佳形象，就要描绘出一身兼具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那种人的画像。比如说浮士德，浮士德身上可以说寄寓了两个灵魂；然而，与浮士德的灵魂不同的是，企业家的这两个灵魂不愿意分开。正相反，这两个灵魂愿意和谐地工作在一起。那么，这两种性质是什么呢？一个是企业家（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另一个是商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9，153页）企业家必须是一个商人，但又不止于商人。企业家往往缀以才能、精神，且经常不被认为是具体的职业。可以说，天赋的创业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质。易言之，企业家的载体是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等价的。

　　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潜质，所以，要经过许多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谓也）持续地试错，最终在极小众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实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接下来的问题是，试错在哪种文化环境里进行，最有可能为“对”。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基因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通过遗传得到的遗传材料DNA的碱基顺序排列所决定。但是，环境因素的后天影响，会改变基因表达，使原来基因不能正常地工作和表达，或相反，使原来基因能够正常甚至更加优化地工作和表达。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在上个世纪初就试图说明，哪些环境因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产生和表达，并对此有过一场争论。

　　韦伯与桑巴特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上的分歧

　　国际公认的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罗克斯伯里第三版，2010.8）写过一篇“导读”（上书，306-365页）。在这篇“导读”中，卡尔伯格就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他写道：“尽管《新教伦理》经常被理解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甚至对我们今天世俗的、都市的和工业的世界的起源提供了说明，但其目的实际上远比这更为谦虚。韦伯希望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韦伯坚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306页）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更为谦虚”和“之外的领域”这两个提法。所谓“更为谦虚”，是指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其实就是职业精神，企业家精神是职业精神的一种，产生的是激励作用；“之外的领域”，是指他所要承认的“宗教源泉”的背后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清教徒入世的禁欲主义，产生的是约束作用。因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二者在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08页）

　　韦伯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进而证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通过比较案例的考察，他认为，有利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人口变迁，以及气候和其他一些因素确实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也曾存在于古代世界，以及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年代——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有首先出现在这些文明中（319页）。他坚信，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根源，即文化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