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提高科离心机型号学素养刻不容缓



原标题:饶毅:提高科学素养刻不容缓

  在颁奖典礼上,饶毅做了专题报告。在报告中饶毅指出,目前的中国媒体在科学报道中,普遍存在着科学知识缺乏的问题,值得重视。

  而此前,正在和方舟子进行网上大战的崔永元也对“科学精神奖”的办法发表了看法,崔永元在博客上表示,“饶毅……不知道脑子里进多少苍蝇才会说出这么没良心的话”,随后在另外一篇微博中又追问:“饶毅拿这个奖有良心不?”

  对此,饶毅回答说:“新语丝发的奖,我捐给了北大生科院贫困学生,如果崔永元先生愿意发奖,我也可以一样转捐给贫困学生。”

  记者不能越位

  如果要不进口美国的产品,我们就得自己做好。我们很多人用外国手机、用外国的电脑,正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任何新技术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如果你一定要发言,你要先搞懂了再谈。

  北京晨报:您曾经批评过崔永元,理由如何?

  饶毅:我认为,不进口外国的产品,我们就得自己做得更好。我们很多人用外国手机、用外国的电脑,正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好。任何新技术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如果你一定要发言,你要先搞懂了再谈。方舟子有时候很固执,但这个事情他是懂的,他是生物学的博士,崔永元没有学过生物学,不能只靠雄辩,而首先要确切地了解事情本身,否则就越位了。

  北京晨报:这一次获得“科学精神奖”,崔永元在微博上发问“饶毅拿这个奖有良心不”,您怎么看?

  饶毅:新语丝发的奖,正如我在发奖仪式上说的,会捐给北大生科院贫困学生,我们有个基金,由学校基金会管理,主要用于贫困学生万一生大病的时候用,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成立了这个基金。如果崔永元先生愿意发奖,我也可以一样转捐给贫困学生。

  媒体需要科学素养

  今天的中文媒体有很多理科出身的记者,媒体负责人应该请他们作为报道的主要队伍。即使不是理科出身的记者,如果要报道重要的科学相关的内容,也应该学习和理解科学。在有自由报道可能的领域,如果媒体不做到有质量,恐怕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北京晨报:你在颁奖典礼上做了专题报告,不担心这些话题相对敏感吗?

  饶毅:实际上,任何科学都允许争论,而且科学界内部对科学进展都是先有批评,然后才有进展。科学界特别是植物分子生物学界,自身有严格的标准,远高于媒体和一般人的议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植物分子生物学界对具体技术有普遍的共识,而不是有很多争论。中文媒体常常不严谨地说科学争议的问题,这是不懂科学规律、误导民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HIV(艾滋病毒)是否导致艾滋病,在1980年代有位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病毒学教授认为HIV不是艾滋病的病因,但其实病毒学界有普遍共识,不能因为极少数科学家的不同观点而说成好像有很大争论,有个非洲国家的领导就按HIV非艾滋病因制定政策,被科学界强烈谴责,因为这样不负责任,违反科学,可能会损害人民健康。

  北京晨报: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饶毅:媒体在每次相关报道前应该做基本的了解,很多信息在wiki或中文维基就可以获得,很多问题早已有答案。不能因为对中国和华人世界科学水准缺乏信任,就把科学内容很强的科学问题推成一个焦点。今天的中文媒体有很多理科出身的记者,媒体负责人应该请他们作为报道的主要队伍。即使不是理科出身的记者,如果要报道重要的科学相关的内容,也应该学习和理解科学。在有自由报道可能的领域,如果媒体不做到高质量,恐怕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深度对话

  变的是中国,不是我

  科学研究之外,饶毅也在诸多领域中为众人所知,比如科普、科研体制的批评和改革等。在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礼上,获奖者饶毅表示“近年来,中国科学界的批评环境正在逐渐变化。”

  北京晨报: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

  饶毅: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真正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科技体制的文章,结果该刊在国内未能发行,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该文出来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可见,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北京晨报:您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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