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军事经济面临若干问题
：本文系俄罗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文集《战争明天爆发！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改革》中收录的一篇军事问题报告，原文标题为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本文阐述了广义军事经济的概念，指出军事经济与国家经济密不可分，并深入分析了当前俄罗斯经济模式下军事经济面临的若干问题。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恢复俄罗斯军事经济及国防能力的必须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即：合理选择军事经济类型和国家管理体系类型，建立技术反腐平台；放弃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建立军事建设保障体系。文章编译如下：
战争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如果上述两个经典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战争就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当然是通过其它的，众所周知的方式来体现。
战争或者有利可图，或者导致损失，有可能推进发展和现代化，也有可能导致衰落和衰败。
相应的，在和平时期军队不是为笼统意义上的战争做准备，而是为应对现有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具体体现做准备。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较之供养其它军队，供养一支自己的军队显然更便宜也更划算。由此可见，军事经济这一概念不仅应该包括军队和国防工业体系自身的经济问题，而且也应该包括社会和国家为军队和军事工业体系提供原料保障、技术保障、生产能力保障、金融保障、信息保障以及人员保障所支付的开支。
俾斯麦说是1870年德国与法国的战争是由德国小学老师打赢的，这话并非没有根据。也就是说，德国用于教育的支出，在形式上看似和平事业和社会事业的支出，但却为德国培养出了整体作战素质明显强于法军的德国士兵，似乎这种培养是免费的，但正是这些士兵将拿破仑二世的军队打的落花流水。
在这方面，我们又能对宣称“俄罗斯中小学的任务是培养合格的消费者”的前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部长安德烈富尔先科的目标说什么呢？我只想说，如果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使苏联人民普遍接受教育的“文化革命”，关于卫国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无法提及。俄罗斯本国教育的通用性和系统性应当归功于尼古拉二世时期的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他在二十世纪初，从军队建设的角度出发，坚持要求对包括社会底层民众在内的俄罗斯人进行高质量的自然科学教育。目前俄罗斯放弃这一原则，转而向西方的基础教育体系过度，此举严重破坏了俄罗斯当前及战略远景期的国防能力。
综上所述，军事经济在整体上与国家经济密不可分，它是国家政权所采用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刚性结果，当然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不是口头上所宣称的，而是实际存在的。
我国的政权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高科技创新型经济，但实际上，在我国经济中，原料经济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而高经济科技所占的比重则不断下降。
斯大林同志说，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逻辑比从意愿出发的逻辑更有力。目前实际情况是：国内5%的人占有80%的国民财富，资本向国外的输出（通过各种渠道）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贪污腐败所得每年保持在2500－3000亿美元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1%）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超过33%（扣除各类总经理的收入）。
这种彻头彻尾的贪污腐化、黑色的（俄罗斯超过40%的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于“影子经济”）买办式寄生式社会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对俄罗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灭绝人性的使用。
如果说近二十年来俄罗斯国内存在的政权体系不是这种社会经济模式的集中体现，那么这个诊断是既荒谬又可笑。相反，克里姆林宫在2008－2009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第一波浪潮中的举动明显地表明，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大买卖”，从而使损失国家化，利润个人化。
如果北约的军队光荣地承担起保护5%的人利益的任务，而与其余95%的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和军队对抗，那么军事经济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这个自由化且无所顾忌的小群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大兵，如果你被希特勒打败，那么我们就可以喝上巴伐利亚的啤酒”
不过问题在于，无论是喝巴伐利亚啤酒，还是从俄罗斯地下抽取石油，这都是强者的特权，而不是弱者和被战胜者的权利。所以，在友好的北约军队或者美国军队的势力范围之外隐瞒自己的收入的“自由主义的斯梅尔佳科夫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也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紧随美国大兵之后到来的是美国式的垄断，他们会在“自然资源是整个人类财富”的旗号下把俄罗斯的私有者们从各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踢出去。更何况，当好吃的蜜糖饼干越来越少的时候，在分配饼干时使用鞭子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更何况，俄罗斯一直无视欧盟第三个能源一揽子计划。按照该计划的要求，所有自俄罗斯向西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都应该交由欧盟国家来管理，俄罗斯的做法引起了巴黎和柏林方面的病态反应。这种病态反映表现在外交、信息、经济和政治方面。毫无疑问，这种反应还可以表现在军事方面，但在目前力量对比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
在俄罗斯执政阶层的脑海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俄罗斯私有财产者在外国的资产和不动产的安全不是由所在国的法律来保障，而是由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来保障，所以俄罗斯当局对国外资产的安全保障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担忧。正因为如此，谢尔久科夫的军事改革被叫停，而最不受欢迎的 贪赃受贿的国防服务体系却被开启了，对俄罗斯陆军和海军装备更新计划的投资则高达20万亿。
如果一个国家有世界上2%的人口，但却占有世界14%的领土和40%的资源，那么这个国家拥有的领土和资源只能靠强大的、装备精良、战备状态良好的军队来保卫。亚历山大三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俄罗斯只有两个同盟者：俄罗斯的陆军和俄罗斯的海军。”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外交上束手束无策，不能够与世界其它国家达成协议，而是需要用刺刀、大炮和导弹将我们与其它国家隔离开来。这恰恰是对我国在世界地缘政治地位的现实认识。
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它必须要变的强大，否则它很快就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试图探讨一下当代俄罗斯军事经济的某些问题，哪怕是最初步的，只触及关键点的探讨。
在全球范围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想要避免经济崩溃，只有两种互不相容的做法：要么对经济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转型，要么大规模实施节约，降低支出。在经济进入萧条期之前已经在采用上述方法了（在经济进入萧条期后只能依靠转型，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经验表明，仅仅依靠节约是无济于事的）。
上面所述的对经济进行系统全面转型的方式与目前俄罗斯的国家特性不相兼容，所有类似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公司和斯科尔科沃的东西都让人想起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的货物崇拜目标，区别不过在于它们的社会价值不同（货物运动是一种宗教形式，尤其出现于一些与世隔绝的落后土著之中。当货物崇拜者看见外来的先进科技物品，便会将之当作神祇般崇拜）。
如果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国家被摧毁或者消失，这也同时意味着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自上而下的寡头政权被摧毁。为了保持俄罗斯联邦的生命力，自上而下的寡头政权不得不采取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
经济中贪污受贿的开支是不可能缩减的，因为这些开支同时也是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福利的来源。行政支出是用于这个体系自身运转及其活动的政治管理保障的，再就是用于维持其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缩减，因此这方面的开支不允许有实质性缩减。
所以，为了维持现有体系的稳定，只能消减其它各类的国家开支，首先是社会开支和国家开支。近二十五年来，社会开支一直在不断缩减：首先是在相关项目的私有化过程中，之后是在“将过重的社会负担从商业中剥除”构想的框架内。准备在2010年进行的预算单位改革直到总统选举后才开始，这项改革甚至正式指向“提高预算服务有偿收费度”。根据其定义，这实际上意味着降低了俄罗斯大部分居民获得免费预算服务的可能性。
应当指出，社会环境的恶化从总体上对俄罗斯武装力量以及俄罗斯的国防能力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卫生保健体系转为“提供有偿医疗服务”，公共道德遭到破坏不仅降低了青年人的身体素质，也降低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直接不适于服兵役（至于因为社会经济原因以及医疗原因所造成的低生育水平直接减少了应征入伍人员以及潜在的合同兵役人员的数量，这个就更不用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入伍者体重不达标者超过了15%－20%，他们中许多人到部队后不得不花数月进行增肥。
此外，在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社会文化灾难，使来自这些地区的人员在他们的文化道德特性的作用下（包括他们的明显损害其它民族人员公共利益的行为）变成了俄罗斯军队中不受欢迎，而且常常是与军队敌对的人员。
教育体系（中等教育、高级教育）的改革最终导致一部分年青人没有能力学习军事专业，也没有能力完成需要专门知识的军事劳动。需要教应征入伍者学习读和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样一来，让他们学习通用专业以及国防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军事专业和民用专业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劳动激情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已不再存在，更不要说象爱国主义和军人职责这样的道德准则了。
逃避服兵役已经是普遍现象，每年应入伍人员中只有35%至40%到部队服役。为了平衡这一局面，一方面征招合同役人员，另一方面甚至征招女性服兵役。当然，这种措施能够提高国内的人口出生率，但未必会对俄罗斯军队的战备水平产生好的影响。（前后有逻辑关系吗？）
合同兵役人员招募进展并不好。军费支出向购买武器装备倾斜（这点会在下面部分提及）则使目前俄罗斯武装力量面临的关键问题——兵员素质差更加突出。在这方面更有说服力是：2013年军人收入指数体系为空白，当年计划招收5万合同役人员，结果拔付款项只能够招收3万人。
大规模快速缩减社会支出严重地损害了俄罗斯的国防能力，成为军事经济领域独有的问题。
削减生产费用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不是首先通过提高现有生产部门的效能（再次强调，想提高效能就必须依靠发展，而这种发展与俄罗斯当前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模式不兼容）来缩减费用，而是通过直接取消这些生产部门的方式来缩减费用。
在这条悲剧性道路上，继破坏协作关系的私有化以及大规模的袭击战的另一个路标则是俄罗斯在明明是的屈辱的条件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俄罗斯国防能力负有责任的国家管理机构在“加入该组织后，可以按世贸组织标准进口民用产品”的口号下，没有一个试图对这一举措对俄罗斯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貌似在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中就没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想到，国防工业综合体中的企业不仅需要这样的产品，而且也能生产这样的产品（反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会严重影响国防工业综合体中的诸多企业的财政状况。类似的情况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在其它许多问题上。
首先要说的是由于全球商业竞争（包括贸易争端解决规则的改变）加剧引发的生产减少而造成的预算收入的减少。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抛开其它不谈，他是国内宏观经济领域最好的专家）的权威意见，仅在2013年，由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造成的联邦预算直接损失就达1880亿卢布，2014年将达到2570亿卢布。尽管他也认为，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能多少减轻一些损失，但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使俄罗斯联邦预算蒙受损失（对整个经济而言也是如此）已是官方人士的共识。
当然，这种损失对于俄罗斯联邦的预算来说并不是多么不幸，截止2013年3月1日，俄罗斯联邦预算未使用的节余资金额就达6万亿卢布。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损失还是影响了财政支出的扩大，尤其是用于满足国防工业综合体中企业迫切需求的支出。
就本质而言，国防工业综合体中的企业被迫在极为艰难的市场条件下生存，而国家的做法则经常使形势更加困难。军事工业产品涨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所订购的军事产品的生产拔款明显不足，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方式毫无理由地拖延生产拔款，国防工业综合体中的企业被迫按商业利率贷款。个别情况下，国家先是订货，然后又拒绝接受自己的订货。
结果显而易见。乌拉尔车辆制造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原因完全可以理解）的工程师认为，批量生产已通过国家测试的未来型坦克的“T-195”工程未能实施的原因是协作关系的破坏，即所需部件和零件生产厂的破产和消失导致根本无法进行生产。
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指出，为防止国防工业综合体战略性企业破产，国防工业综合体战略性企业破产委员会自2008至2011年通过决定，向国防工业综合体战略企业提供60多项总额为160亿的补助，但获得这些补助的企业中，只有30%多一点的企业的支付能力和清偿能力得到完全恢复。
与此同时，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向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提供类似的补助（就象提供任何一种国家扶持一样）极为困难。（整个国防工业体系民用产品生产量已超过其总生产量的40%，只是近几年由于国防订货的增多，这一比例才下降至33%）。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对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起诉美国波音公司一事的裁决，2012年3月美国新一届政府（包括美国国防部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给波音公司的100亿美元的补贴被世界贸易组织认定为非法补贴。此外，世界贸易组织还认为，有波音公司企业的部分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对波音公司提供了不公正的支持。
很重要的一点是，最为薄弱不是国防工业综合体中直接保障武器生产的领军企业，而是为这些企业生产半成品和配套产品的协作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民用产品所占比重通常都是最大的。如果没有这些企业（不能有效保障从国外进口相应的产品）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根本就不可能进行。
显而易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针对没有在军事政治集团框架内与发达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俄罗斯生产企业诉讼将在一定规模内展开且带有侵略的风格，俄罗斯生产企业胜诉的机率也最小。诺贝尔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总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直率地指出，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协调的争议中，不发达国家一般都会输给发达国家。
原则上无法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的技术安全水平进行总体评价，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的技术安全水平会明显降低（更何况是在明显的苛克条件下加入）是毫无疑问的。
在弗拉基米尔普金执政期间，对国防的预算拔款一直在增长（有可能，还因为俄罗斯社会很好地吸取了车臣战争的教训）。
如果说在转型期之后的1999年，国防预算拔款为1163亿卢布的线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的2.8%），2011年为15000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的3%），2012年为19000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的3%），2013的国防拔款同比增长14.8%，达到2100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的3.2%），2014年同比增长16.8%，达到25000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的3.2%），最终到2015年还要增长23%，达到310000亿卢布，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7%。这样的话，国防预算有可能第一次达到俄罗斯安全委员会2000年确定的保持俄罗斯国防能力所必须的标准，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目前看甚至还有富裕）。
列举一些数字用于比较，美国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7%，英国为2.7%，法国为2.5%，中国为约2%，德国为1.3%。
从外汇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军事预算从2004年的194亿美元（就数量而言，俄罗斯在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七位）增长到2007年的310亿美元。2011年俄罗斯的军事预算为719亿美元，在美国（7110亿美元，其中20%用于阿富汗战争）及中国（1430亿美元）之后，列世界第三位，超过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英国（627亿美元）和法国（625亿美元）。
国防支出在联邦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2009年的12.3%按如下方式上升：2010年为12.6%，2011年为13.9%，2012年为14.6%，今年，即2013年为16.%，2014年为17.6%，2015年为19.7%，在五年之内增长了50%还多。用于对比的数据是：2009-2014年用于国家安全及执法的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由10.4%上升到14.2%，同期用于国民经济的支出所占比例从17.1%缩减到11.3%，社会支出所占比例从10.8%缩减到8.5%，这也验证了我们在上一章所做的结论。
国家财政实际承担的军事费用还要高，因为尽管经济增长不足，但2013-1015年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过高的，而通货膨胀度却是被低估的。结果不是有可能，而是必然出现财政剪刀差。当军事经济项目的价格上涨时，其实际财政保障却在下降，就象现在在索奇奥林匹克克项目建设中所观察到的。
2013-1015年俄罗斯仅在核武器上的支出就达到1011.5亿卢布(2012年为274亿卢布)。这笔资金的相当部分用于建立潜艇舰队。已经确定了2018年前研制成功新型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任务，该导弹的有效载荷（战斗部）约为5吨，比固体燃料导弹“亚尔斯”和“白杨”高出4倍。
2013年用于研制、购买和维修武器、军事装备及特种装备的资金应增加30%，达到1万亿卢布（为前两年的总和），2014年将达到12000亿卢布，2015年将超过17000亿卢布。
2013年有4000亿卢布，也就是国防支出的40%被用于国防工业综合体，主要以国家担保贷款的形式提供，但用于抵偿贷款的担保物的价值却比贷款价值低，以购买军事装备名义发放的贷款实际上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赢利。
预算拔出的金额只使2013年的合同役军人增加了3万名，而不是预定的5000名。
即使是在最不得罪人的领域，正式公布军事开支的数据也带有片面的性质。2013年，预计拔出9350亿卢布用于支付军人的津贴以及武装力量文职人员的工资。但在联邦预算里规定用于这些项目的支出分别是3419亿卢布和1460亿卢布，也就是说，两项资金加起来仅为4879亿卢布，仅为预计拔付的资金的一半略多。
在俄罗斯军队中需要供养的平均人数被确定为40万人，而实际需要供养的人数为这一数字的2.5倍。（显然，这反映出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文职专业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军队是不拔付工资的）。每一个供养人员每一昼夜的供给费用被确定为267.75卢布,这是不够用的。将上面列出的数据进行简单相乘,就可以计算出用于保障供给的总费用为3910亿卢布，但却拔出了4170亿卢布用于保障供给。
因此，并不能如下假设完全不成立。即拔款用于俄罗斯军队现代化的决定带有政治色彩，其目的一是获得在俄罗斯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内就业的选民的选票（其人数超过300万人），二是为了获得军队以及国防军事工业集团的拥护。总军事检察长谢尔盖弗利金斯基说下面一番话并非偶然，他指出：“仅在近5年内，受到审判的将官的数量就增加了6倍”，“如果说5年前每5个高级军官中有1个被发现贪污受贿的，那么现在这一比例是三分之一。
俄罗斯军事专家早在在2011年初就指出，在实施国家国防订货时，回扣率达到了60%，与此同时，在实施国家采购时，这一指数约为前者的一半或者还要低。
军队内部对恢复财政监督这一系统性问题的不重视，包括没有消息表明准备重建在谢尔久科夫重组国防部期间被破坏的军事财政部门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再想到国防军事工业综合体就其本性而言是现代化的天然动力，从整体上讲，更是经济发展动力这一点，那上述问题就更让人觉得气恼。
武装力量的关键问题（并不仅仅针对我们国家）是各个层面的领导者对支出的膨胀有着公正的关注。在保障国防能力的必要水平时建立能够促进节约并使开支最小化的机制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审议军事建设的关键性问题时，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
俄罗斯权威军事专家普霍夫认为，早在此谢尔久科夫的改革开始前，军事预算中三分之一的经费就打了水漂。之后这场改革所特有的财政及财产方面的混乱没有让情况有丝毫好转，反而留给新国防部长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一堆沉重的负担。
仅在2012年，审计部门就查出联邦预算用于国防拔款的支出中违规使用的资金达1175亿卢布。
其中包括通过改变正在建设项目的投入使用日期，为再次开工建设拔款。这不仅增加了未完工项目的数量，而且导致148个项目停止建设，而在这些项目上已经投入了12多亿卢布。
根据审计部门的数据，国防部腾出的不动产中，不能变现的占80%至85%。在腾出的位于圣彼得堡市的27个军营中，只有1个通过拍卖出售，另有24个无人购买。2011年，国防部计划出售170个不动产项目，结果只售出了其中的42个。
因此，绍伊古责成各军种司令于4月1日前提交关于优化支出的建议。毫无疑问，排在需要取舍项目第一位的是需不需购买第三套代及第四套“密史脱拉风”导弹。有建议称：不应研制新型的液体燃料弹道导弹，而是应该将精力集中在研制未来型的固体燃料战略导弹上，同时也不应该再购买名为改进型，但实际上已经落后的装备。应将现有的各方面研制力量联合起来（以无人机目前研制现状为例，同时开展无人机研究的的有联邦安全局、国防部以及内务部的内务部队）。同时也要对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进行规范，这方面的一部分带有公开造假的性质。
2008-2012年的改革起初因为不断的改组扰乱了各部门的财政监督，到了2011年则完全破坏了财政监督体系：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监督部门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位于莫斯科的财政监督局（其负责人两次被军事检察院追究行政责任，之后法院查明，该部门拒绝向军事检察院提供其持有的材料）和位于圣彼得堡的，杈力十分有限的地区财政监督局。
毫无疑问，在详细研究即将采纳决定的经济方面时，应与专家进行广泛讨论，如果从保密的角度许可的话，也应该同社会机构进行讨论。
应在国防部机关构成中恢复统一隶属于国防部长的财政经济部门（目前这样的部门有若干个）；
在各军区设立隶属于军区司令的财政经济局，按照赋予其的预算资金管理权限管理军区范围内的财政机构；
由于国防部统一结算中心工作的失败（该中心设立于2012年，多次拖延后开始正式行使职能，实际工作中表明其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分配下拔的预算拔款），在工作调整期可将该中心的部分职能下放到军区；
优化国家国防订货中的订购及武器、军事装备供货结算体系；由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各强力机构的订货；
在国防工业综合体内的股份公司中建立内部审计，目前这些股份公司实际上没有内部审计；
弄清俄罗斯预算分类体系的情况，因为当前该体系设有防护，不允许对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将与国家国防订货、工作周期以及协作化水平有关的所有开支严格置于政府和国防部监管之下，如果不实施这样的监管，院外活动集团的猖獗活动将继续掏空军队和国防工业综合体，使付出的包括维持国防能力在内的所有努力失去意义。
与此同时，还应当指出，国家国防支出的低效率不仅是因为财政监督软弱无力、腐败动力强大，还因为国家在管理武装力量和军事经济方面的效率低。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艾黎维拉纳比乌里娜在被解职前称，国有企业的经理并没有因为信息不公开受到治裁。在这方面，任何一个被允许使用国家资金或管理国家财产的股份公司，要么自行变成腐败的温床，要么自行成为腐败风险的源头。
贪腐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臭名远扬的《国防服务》公司，仅在其的一个分支机构，《斯拉维扬卡》公司就将拔付给其用于相应需求的资金中80%侵吞。与此同时，《斯拉维扬卡》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机构，它管理着全国6500处军营。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承担着国防部住房营房保障、军营及部分设施标准化管理，提供冷水等任务。该公司人数为40000人，另有50000人从事工程承包：《斯拉维扬卡》的下属机构（也就是《国防服务》公司的孙公司）为22处宾馆和和1个给排水设施管理局。根据《斯拉维扬卡》公司新的总经理别拉文采夫的数据，仅对该公司合同的审查就可以为国家节约15亿卢布。
除了类似于《斯拉维扬卡》公司的服务机构，通过联合不同种类的资产整合出的机构客观上也处在“风险区”。对于完成创立相应的武装装备这一主要工作而言，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是多余的，因此就需要将其腾出来。完成这一任务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基于各种动理由。
国有公司的资产交易的清点工作原则上没有实施。对使用国有资产的效果也基本上没有进行监督，也许还是按照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惯性在进行。实践（尤其是《国防服务》公司的丑闻）表明，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局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它制订了国有公司活动成效的指标，但这些指标极为粗糙（或者说是对这些公司领导层的姑息），客观上这些指标所保证的是总经理们的高分红，而不是企业的发展。这大体上就是在纯利润基础上计算出的收益率，即便这种收益率是通过出售资产获得的，或者与其相伴的是产品价格上涨、质量下降以及熟练干部的外流。在对国有公司领导的工作成效进行评估时，通常不会考虑其公司研制现代化武器的速度及所研制武器的质量，对于复杂生产很重要的因素，如公司竞争力、公司采用商业模式和商业战略的成效、公司投资风险及投资回报、公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社会及公司人员对公司的期待等因素同样也不会被考虑在内。
与此同时，军事产品质量下降（首先是因为固定资产的损耗）则是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系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用于消除产品生产过程、实验和使用过程中缺陷的花费已接近产品制造总费用的5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不超过20%。
国有公司领导人劳动报酬的数额则是个敏感问题，报酬数额引发了社会，有时甚至是政府对于社会不公平的愤慨。仅管在国防工业体系内这一问题还不象其他领域那么尖锐，但总经理与生产人员收入的不平衡本身就是社会紧张的根源。更严重的是，平均收入的增长被视为成绩，即便首先保证的是总经理的收入增长。
此外，在高劳动报酬的情况下，联合体总经理的实际承担的工作责任和压力要比加入联合体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的经理低。企业经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一方面他需要争取到订货并完成订货的生产，其中包括以贿赂为代价争取到订货（提供各种各样的回扣），同时他还要保证向自己企业中的专业人员能够接受自己的工资。
就总体而言，联合机构，其中包括国防工业综合体，对国家而言仍然是不透明和不可控的。
在没有国家战略的情况下，面对小团体的游说，预算成为不设防的目标。自2006年起，国防订货的数额明显超过了武器出口的收入，这使得国防订货成为极具吸引力的瓜分领域。
“革新者”特种设计局副总设计师维切斯拉夫戈巴连科如是说：“直接就不让我们给飞机和防空系统做导弹了，在总参谋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的活动具有系统性。那些在莫斯科领导机关服役的军官们到了50岁就退役了。他们得想想以后依靠什么为生。所以他们就成了这家或者那家企业的说客。结果是，用于装备部队和实际生产的都不是最好的产品。一次招标中，我们没有能够中标，结果就有人过来直接说：“得，现在你带着你的导弹到哪里去呀？你已经给海军做了导弹，那你就接着做呀！这样有什么结果呢，难道你们的就更好吗？现在怎么样，整个火炬机械设计制造局（空军和海军的传统供货商）都要关闭和解散了！”
正是由于说客的赞扬，“布拉瓦”导弹的生产被交给了之前只生产过陆基导弹的设计者，而对陆基导弹的要求与对“布拉瓦”海基导弹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正是该项目屦屡失利的主要原因。
当前并没有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综合体与经济其它部分的关系，使国防工业综合体从消耗资金的因素变为带动技术、生产及社会发展的因素树立为俄罗斯发展的关键性目标。
据国防部专家估计，尽管做了努力和呼吁，现代化装备在部队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20%，用于比较的数据是发达国家军队中现代化装备所占比例为60%-80%。
2009年，俄罗斯拥有814枚战略导弹运载装置和3900枚弹头（而美国拥有1200枚导弹运载装置和5600枚弹头），13架战略图-160轰炸机和63架图-95MC轰炸机。
极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光学侦察、红外侦察以及雷达侦察卫星使肩负诸多希望的的“白杨”战略机动系统变得易受打击。从每辆车一出机库，美国可以对“白杨”系统的移动实施完全监视，由此增加了“白杨”系统被摧毁的可能性。一旦导弹发射井的主要部分被摧毁，其它部分的部署我们的对手就会一目了然。
在弹道导弹及其运载装置的生产领域有着严重的问题：2003年至2007年只生产了27枚导弹（只有情况艰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分之一）和1架图-160飞机（上世纪九十年代还生产了7架）。近年来，空军中歼击机的数量直线%使用了5至10年，新型飞机的生产处于停顿状态；由于没有用镁合金浇铸燃料箱的技术，只好在米格-29上安装更为沉重的铆接燃料箱，由此使飞机的作战性能明显下降。2010年空军的飞机只能用因质量差被从阿尔及利亚退回的米格-29CMT报废飞机来补充。
根据国防部宣布的官方数据，2010年，有200架米格-29不能升空，这几乎占到了歼击机的三分之一。就战术技术性能而言，只有米格-31能够进行现代化作战。所谓的空军装备“蓝色”现代化进程正在拖长：1年内只能改装1架图-160，15-17架苏-27。
自1994年至2010年军队没有收到一套C-300系统（该系统只用于出口）。现在的对空防御系统都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生产的，到2015年前其资源将完全耗尽，即使对其进行改装，它们也不能与现代化的对手抗衡。
C-400系统的推广速度目前还不能够覆盖相当的空域，2007-2012年空军只收到了可以装备6个营的C-400系统。
海军同样处在凄凉的的状态。2015年前海军装备中大概能够保留60艘潜艇及1、2级水面舰艇，而且全都是旧型号。黑海舰队就实质而言已经不是舰队了，而是一支分舰队。
2012年，俄罗斯军队从国防工业综合体手中获得了40架战斗机（苏、米格以及雅克-130）和127架直升机（米-8中型运输直升机及武装运输直升机、重型米-26直升机、米-28H武装直升机、卡-52直升机以及轻型安萨特教练机）。
在对空防御装备方面，2013年军队收到了34个雷达站，“卡玛兹”以及“乌拉尔”运输车的供货也已经完成。国防工业完成了对T-72坦克的改装任务以及“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的供货任务。
2012年，空军的防空导弹部队也收到了12套“铠甲-C1”防空系统（分两批，每批6套）。
然而也要指出未完成供货的数量：2012年国防部因没有完成国家合同条款而向部分企业进行索赔，债务人中有：声名狼藉的《国防服务》公司及其子公司《特种装备修理》公司、《航空器材修复》公司，国防工业企业“图波列夫”股份有限公司、“阿穆尔造船厂”、“琥珀”造船厂以及“北方”机械制造厂。
2014-2015年，国防部计划接受第一批两套“密史脱拉风”导弹，并在对其使用的基础上决定是否与法国发展合作。
与此同时，对改革前（2007年）武器供货计划的简单了解则可以见证其惨痛失败。
计划在2015年前向空军提供50套改装过的战略导弹运载系统图-160及图-95MC（尽管也赞同，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技术进步上述设备可能不再需要）；计划为战备执勤提供几十套导弹发射井装置及50套以上“白杨-M”可移动地基导弹发射装置；同时还承诺实现水下导弹运载系统，即55项目----“北风”级核潜艇的批量生产（其携带的导弹“布拉瓦”也没有研制出来），建造6艘“北风”级核潜艇，从而根本上实现俄罗斯舰队向大洋舰队的转变；还计划建设宇宙空间侦察、通信以及中继系统。2015年，在已有的3架“黑鲨”直升机（根据某些数据为5架）的基础上，国家武器装备计划准备再购进12架“黑鲨”直升机。
陆军和海军中2007年拥有的武器要在2015年前更换45%，需要花费5万亿卢布。
在国家计划内确定的2011-2020年装备计划也引发了强烈的置疑（中介者的权势以及管理混乱已导致打算对计划进行全面修改）。
首先，这一计划以不符合实际的、对宏观经济的乐观评估为出发点。根据该计划，到2020年（含2020年）联邦预算会持续充裕状态，实体经济中的价格只会略有上涨，而新装备的研发和投入生产则会史无前例地迅速实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系没有内部储备，丧失生产所有新型武器的能力令人沮丧的现状则完全不加考虑。
所有这些前提的不现实性使装备计划从一个法规性文件变成了一个用于宣传的咒语。
尤其重要的是计划在时间上的不平衡性：在第一个五年（2011-2015年）装备支出应为54000亿卢布，而到了第二个五年（2016-2020年）装备支出已经到了不低于15万亿卢布的水平。要么国家装备计划是以俄罗斯进入恶性通货膨胀状态为出发点的，否则，和平时期加重军事负担对经济来说明显是不能够承受的（即使是在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情况下）。军事负担也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导致这一点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对国家装备计划所规定的支出规模进行经济方面的论证。根据现有资料，国防订货的价值计划是以国防部财务体系的数据为基础计算的，其明显与实际不符。这种不相符导致装备计划通过后国防部与国防工业体系内企业就价格发生冲突，导致其当众出丑。
上面已经提到，数量众多的建设新型武器及军事装备的计划令人怀疑，因为武器装备的研发周期和生产周期都应当纳入国家装备计划的效力当中，即纳入装备计划的下半部分。当国防部表现出没有能力计算早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时，其对尚未存在产品的价格预报听起来就明显的不切实际。
应当指出，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建造未来武器计划价格的实际上涨是事实。而在我们国家，由于没有财政监督，国家订货政策不完善，这种价格上涨有可能是多重的。至少，885和955核潜艇项目、声名狼藉的“布拉瓦”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C-400系统以及某些空间项目及由“苏霍伊”公司承担的 “超级喷气式飞机” 民用项目的价格就是这样上涨的。
计划规定今年，即2013年应交付14架第五代歼击机T-50供部队测试，2015年批量生产的此型飞机就要装备空军。可在2012年底也只有4架ПАКФА样机。在美国，从样机第一次飞行到第一架批量生产的样机装备部队需要14年。俄罗斯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认为可以将这一时间段缩短至3年。
装备计划拟在2013年研制“阿尔马达”作战平台样机、“库尔干人”步兵战车以及“飞镖”水陆两用装甲运输车，在2015年开始上述装备的批量生产。这看起来同样不现实。需要指出的是，БТР-90轮式水陆两用装甲运输车自1994年开始研制，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实现批量化生产。
计划中已规定于2015年开始大规模批量生产新型直升机，可是这些直升机连飞行样机都没有！
目前955项目在舰队投入使用的只有一艘导弹核潜艇“尤里多尔戈鲁基”，还有两艘在进行测试，可计划中要求2020年列装这样的核潜艇8艘，其中有5艘为改进型。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北德文斯克”还在测试当中，装备计划中却要求建造7艘这样的潜艇，而且还是根据改进型方案。上述方案（除了“阿尔马达”项目）的可行性很成问题。
无论是在2007年，还是在2013年，对来自美国的系列技术挑战我们没有任何明确回应。
资金支出不合理，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只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设计进行补充）。
在通信和管理上消耗了18%的军事预算，可军事通信系统还是落后民用通信系统很多。数字化信息交换方式和以电信和卫星通信系统为基础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普及不广。
俄罗斯军事经济在整体上不符合现代化要求，其结果是军队战斗力相当有限，落后于潜在敌人的程度甚至大于18世纪的射击军团落后于潜在敌人的程度。军事改革摧毁了已形成的旧有体制，但却只为新体制建立起某几个部分，这些部分不得不通过试验法和误差法结合成某种整体，其外形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偶然和主观的方法确定。
毫不留情地打击武装力量、国防工业综合体及与国防工业综合体有联系的国家机构中的腐败（合理选择俄罗斯军事经济类型和国家管理体系类型，建立一个可以在俄罗斯现有条件下引入其它国家（首先是美国和意大利）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技术的平台）；
放弃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该模式迫使政府在全球经济利益范围内，而不是本国人民利益范围内行动，同时又对构成国防能力天然基础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造成破坏；
以民用科学和分析研究为基础，建立可靠的，从整体上考虑社会能力和需求，而不仅仅是社会中的军事因素的俄罗斯军事建设科学分析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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