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作者：张馨予

　　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代。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2020年年初暴发，至今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疫情就证明了整体不确定性在强化，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治理陷入混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剧。这给我们带来了求变、求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风险带来的是成本、损害和损失，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威胁。降低整体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为我国的发展构建起可持续的确定性，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及以后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展可持续的确定性，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化来构建

　　人类的风险意识很早就有，但“风险理性”并未真正发展起来，风险思维不够发达。较之于个体风险理性，集体的公共风险理性尤其滞后，临时应急成为基本的集体行动方式。

　　其实，每一次危机都是对我们已经构建的确定性的冲击。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陷入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以确定性世界观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已难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疫情带来的冲击更是导致全球治理与发展的混乱、衰退。面对不确定性的充满风险的世界，需要新的认识和理论创新，尤其是公共风险理性，已更是不可或缺。

　　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世界，国家发展的确定性要靠我们不断努力去构建。除了以探索和创新来对冲公共风险，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今年的疫情冲击前所未有，我国对冲这种公共风险取得巨大成效，靠的就是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探索、构建国家发展确定性的过程。我们的法宝是：不断解放思想，努力超越过去构建起来的经验确定性和理论确定性，用公共风险意识不断地去构建新的确定性。回头看历史，都是确定的；抬头看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过去的成就、经验、理论都只是一种历史的确定性，难以用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只有打破条条框框，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我国40多年快速发展的确定性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创建经济特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共治共建共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使我国实现了持续发展，稳稳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当我们的思维和意识从不确定性出发时，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集体确定性。相反，若是我们的思考只从确定性出发，思维就会固化，我们得到的就可能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面临危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发展的基本逻辑。

　　世界历史进程开启了不确定性模式，解构确定性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构建的速度，全球秩序与发展的动荡会不断摇晃我国这艘巨轮，甚至会引发大的颠簸。我国的发展好比登顶珠峰，已经到了“半山腰”，越是往上走，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唯有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我国发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低发展的成本，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

　　从整体来观察，国家发展的成本取决于公共风险。公共风险越大，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公共风险越小，国家发展的成本越低。公共风险转化为公共成本或者说宏观成本，成为发展可持续的最大约束。

　　从现在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它对全球发展的负面影响变得日益严重。世界多数国家由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全球分工与协作体系被打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程度地中断。加上地缘政治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恶化，原有的经济金融全球化逆转为风险的全球化。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原有的秩序不堪一击，疫情这种防控难度很大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成本，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

　　公共风险之所以会转化为发展的成本，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方式，资源配置偏向于预防可能的损害和损失。例如，银行面对风险，必须有拨备；企业面对风险，必须提减值准备；面对感染风险，必须保持距离和环境消毒，诸如此类都是成本。公共风险水平越高，微观主体的成本就会越高，国家发展的成本就越大。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发挥作用，对冲公共风险，以降低国家发展成本。

　　公共风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济社会活动中内生的。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可以对冲公共风险，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降低宏观成本；一旦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无法提供确定性，公共风险水平就会急剧上升。在这种宏观环境下，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交易成本都会扩大，国家发展就会减速甚至陷入停滞。宇宙学家霍金说，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我们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构建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需要通过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实现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已然”，也就是不断升级过去构建的确定性，前瞻性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水平，化解发展成本；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