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逊：颠覆性技术与抗疫战争中的两难选择

作者：杨超月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人大国发院的这次活动。

我这次讲一下抗疫当中的两难选择，本次新冠疫情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对它的认知产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中国，在国外同样如此。这次抗疫使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把颠覆性技术应用在公共管理当中，并归纳了抗疫战争中的两难选择。我们可以把这次抗疫类比成一场特殊的战争，既然是特殊的战争，也可以跟历史上我们进行过的其他战争相比较，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可以思考科技突破方面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颠覆性技术，有的翻译成“破坏性技术”，有的翻译成“创造性技术”，它的主要意思是指现在很多技术对于现有的行业、现有的行为方式，包括政府部门的操作方式，都会存在巨大冲击。在部分行业中会涌现出来新一批的企业，过去“龙头老大”的影响力会逐渐降低，有些甚至会被逐渐淘汰。这里的颠覆性主要是对于现有的一些行业和现有的行为模式非常深刻的一种转变。

这是麦肯锡2014年的研究，估计了颠覆性技术对于经济会带来的一些重大的影响，包括移动互联网、知识工作自动化、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在公共部门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大数技术与民意分析，数字化信息可以用大数据手段进行系统整理等，与过去通过民调反映民意相比是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也会影响决策的准确性，提高决策速度。颠覆性技术有利于数据收集，比如一些危险防治部门，可以利用无人机等科学技术实现保护生命安全与达成目的之间的平衡。还有云技术跨部门的协作，可以通过云技术更好实现跨部门的协作。公共部门运用颠覆性技术还存在一些主要的障碍。

研究发现，公共部门对颠覆性技术的应用还远远落后于私有部门对于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比如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利用，私人部门对人工智能上的应用比公共部门超前很多。公共部门对于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潜力依然很大，对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依然较少。这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私人部门走在前列且潜力巨大，而公共部门却未实现通过使用颠覆性技术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提高决策水平？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金短缺，颠覆性技术使用需要有大的项目支撑，这些项目有时会消耗大量资金，公共部门在预算上可能在此方面的资金安排不足。二是体制约束，公共部门一般会使用较为成熟的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特点之一是其不确定性很强，应用之后会产生的效果难以预测，并且颠覆性技术的潜在危机尚不明确。

三是技术能力，目前有些公共部门甚至尚不具备小数据的分析能力，更不用说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四是数据安全问题，如果想要公共部门更多使用颠覆性技术，特别与私人部门合作的公共部门，更需要考虑数据安全问题。五是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会涉及大量的数据信息，因此个人隐私的保护是一项关键考量。六是公平性考量，在考虑公平性问题时需要思考颠覆性技术的使用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效率，比如弱势群体和老年群体等。

这些主要障碍影响了公共部门对于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破解这些障碍一是要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比如疫苗的研制工作，可以使疫情形势迎刃而解；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的技术突破，可以使公共部门在数据收集和使用中得到安全性保障，从而促进公共部门颠覆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二是体制的突破，体制的突破对于中国技术应用来说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体制突破实现了对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中国的科技抗疫过程比其他国家更远，对于体制约束上的突破比其他国家应做得更好。

而怎样的环境可以更好地突破公共部门在颠覆性技术运用中的障碍？在本次疫情危机中，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敌人”，甚至可以无症状传播感染。初期时我们认为此次疫情是一场短暂的公共卫生危机，然而这场疫情持续的时间和带来的危险比预期要高，从初期认为的公共卫生危机转移为一场持久的“战争”，如果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就要使用颠覆性技术来打赢这场“战争”。

在这场战疫中存在两难的选择，这个两难选择是疫情期间每个国家都面临的。

一是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疫情期间，湖北及中国其他地区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这些防疫措施被很多国家效仿。比如南非用军队执行戒严令，使居民居家防疫；以及印度将宵禁期限延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