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铁幕随着俄乌冲突缓缓落下，预示西方科学

作者：杨超月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华盾

俄罗斯美国以及德国宇航员拥抱在一起。

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军事冲突，科技的铁幕正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缓缓落下。

当美德俄三国宇航员还在国际空间站一同工作时，德国就已宣布暂停与俄罗斯的太空合作，搭载在俄罗斯“光谱-伦琴-伽玛”卫星上的德国eROSITA黑洞望远镜即刻被关闭。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冻结了对俄科研、教育与培训项目，停止所有与俄罗斯相关的资助与联合研发，严格审查计划项目。德国代表还在欧洲议会中率先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相同措施，欧盟委员会随即于3月4日宣布暂停与俄罗斯机构在科研创新领域的合作，停止“地平线”框架下与俄罗斯机构缔结任何新协议，并暂缓已有项目的支付。[1]其他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如英国、挪威、瑞士）的政府和科研院校，也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停止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科技合作，切断资金和数据往来，荷兰甚至建议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本国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回国。美国航空航天局虽然并未采取类似制裁措施，但麻省理工大学结束了与“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11年的合作关系。

作为回应，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莫斯科物理技术研究所、高等经济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185所高校在内的俄罗斯大学校长联盟发表声明，“支持国家，支持军队，捍卫我们的安全，支持我们的总统……”[2]欧洲大学联盟随后取消了其中12所俄罗斯大学的欧洲大学联盟身份。

科学共同体正被地缘冲突逐渐摧毁

随着战局延续，取消对俄合作的美欧科研机构名单不断扩充。法国圭亚那航天发射基地的俄罗斯专家已撤出。欧洲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与俄罗斯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合作已中止。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取消了俄罗斯的观察员身份，以及参会和使用大型加速器等实验设备的资格。

要知道，正是1954年成立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推动了二战后欧洲国家间的对话，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专家小组在20世纪80年代定期举行的二轨外交会议则促成了美苏雷克雅未克峰会并达成《中程核力量条约》。类似的科学合作改善国际关系的实践使“科学外交”一度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津津乐道的议题。然而今天彰明较著的是，科学外交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种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国家意义的国际交往活动，它既能对传统外交发挥补充性甚至替代性作用，也能在国家间裂痕从高政治贯通至低政治领域时，被用作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工具。

抚今追昔，从18世纪沙皇俄国建立彼得堡科学院以来，俄国与西方国家的科学交往甚密。欧拉、伯努利、罗蒙诺索夫、巴甫洛夫等等耳熟能详的科学巨擘都曾穿梭于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为探索自然本质做出极大贡献。甚至在冷战期间，美苏也仍然保持着航天、极地、医学等科研领域的紧密合作。然而今天，这一科学共同体正在被地缘冲突逐渐摧毁，并预示着科学逆全球化和联盟化的趋势，以及西方科学帝国主义的回归。

由此我们能够再一次确认，科学的生产、传播、被纳入人类知识系统的过程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被其所处时空中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所形塑。这甚至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欧洲殖民扩张时期，正如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科学史学家刘易斯·派因森和乔治·巴萨拉曾指出的，“科学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欧洲列强利用精确科学来扩张其在海外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他们用各种科学刊物、仪器和教育制度规训非西欧人”。[3]今天，毋庸讳言，凭借近代以来建立的现代科学基础、当下更先进的研究设备、近乎垄断的评价体系以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范式，美国与西欧国家依然在国际科学秩序中掌握着结构性权力。

因此，西方科学界与俄罗斯的脱钩，除了造成其先进科研设备和工具停用、仪器进口中断、资金紧张、数据量不足等等显见后果之外，还将造成俄罗斯科学家集体性“失语”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的严重性在于，地方性的科学知识生产会因无法融入全球知识经济体系而陷入发展困境，甚至走向消亡，正如原本在计算机领域领先的苏联却未能成为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头羊和最大受益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