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辛德勒的名单》的人

作者：张馨予

辛德勒，一个德国人，纳粹党员，工业家。

“辛德勒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在辛德勒工厂中得到庇护，生存下来的犹太幸存者对自己的称呼。终其一生，他们以此为豪。这两个原本位于道德天平两端的词语奇迹般结合在一起，象征着人类历史最黑暗时刻中闪耀的良心与勇气、生存与救赎。

小说《辛德勒名单》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作为这部曾折桂1982年布克奖小说的作者，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借“澳大利亚文学周”之机来到北京，对笔者谈起他与辛德勒，与历史写作，与文学间的奇妙缘分和深邃思考。时光，在这位81岁老人的讲述中，逐渐变得清晰。

一、与辛德勒相遇

1980年，基尼利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比佛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遇到店主、“辛德勒的犹太人”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辛德勒的故事，看到幸存者的资料。在普费弗伯格的鼓励与陪伴下，基尼利耗时几个月，采访了散居于以色列、波兰、美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50位“辛德勒的犹太人”，获得了详实的一手材料。

回忆起这段往事，基尼利对我说，为了准确无误，他将这些录在磁带上的口述采访逐一整理成文字，并请了一位波兰语翻译，将纳粹军官阿蒙�格特的罪行翻译成英文，记录下来。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台球桌，上面铺满了搜集来的采访记录、幸存者证言、历史资料。虽然是小说，但阅读《辛德勒名单》，犹如阅读一本徐徐展开的历史图簿，作者以文字为钳，用冷静克制的叙事，将哪怕最琐碎的细节也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逐一复原。在阅读过程中，书中场景如此真实可感，令我感觉自己正走入历史纵深处，在叙述的引领下，亲眼见证这段惨绝人寰的犹太民族史。

恰恰因为太真实，当《辛德勒名单》获得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布克奖后，关于它究竟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曾不绝于耳。基尼利说，他采访过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准确、完整地讲述出来，采用现在的写作方式，是出于对幸存者的尊重。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他还会比对几位幸存者的讲述，从中判断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

同时，基尼利认为，纪实小说的体裁令他能够以冷静且行之有效的叙事方式进行写作，因为就辛德勒的故事而言，感情外溢、充满议论的写作并不适合，应该“让历史事件自己发声”。这是真实的力量，也是历史事实最胜于文学虚构之处。

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英雄形象，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具有几分反英雄特质，例如投机，对金钱充满渴望，不忠于婚姻，在私人道德方面可谓暧昧不清。但正是为了真实呈现这位“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的“真身”，作者借用了人物传记的写作策略，以幸存者的回忆为支撑，用丰满的细节还原出辛德勒、这个“救人一命，如普度众生”（《塔木德经》）的犹太民族拯救者的真实形象。

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完美无缺吗？

与原著小说相比，更为人所知的，大概是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部时常近3个小时的电影与原著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纪实性。斯皮尔伯格所选择的黑白影像的特质赋予影片以强烈的纪实感，但基尼利却开玩笑地说，当他听说斯皮尔伯格要拍一部黑白电影时的第一反应是：他疯了吗？！

基尼利告诉我，辛德勒身上的瑕疵，恰恰是最吸引他的地方，而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基于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之所以能得到自己的认可，正由于他也捕捉到了辛德勒内心深处的复杂与暧昧，将其呈现于荧幕之上。因此，影片虽然删减了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和情节，却依然保留了原著的完整性。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图为纳粹军官阿蒙·格特与辛德勒。有人评价，这两个人，如同一人之黑白两面。

无可否认，《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票房与口碑“双赢”的电影，当年即横扫奥斯卡颁奖礼，获得七项大奖。2007年，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20世纪百部佳片，《辛德勒的名单》位列第八。然而也许由于视角与呈现介质不同，谈起这部影片的创作与改编，基尼利依然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在电影结尾处，人们很喜欢的一个场景，即是辛德勒痛苦地说：‘他可以把奔驰车送给阿蒙，他本可以、应该再拯救更多人。’但如果我是导演，不会这样处理这一情节，因为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是：辛德勒必须尽力将工厂保持在秘密状态，工厂中已经有太多犹太人了，这些人是他通过铁路运输来的，如果人数继续增长下去，这个途径就会被发现，继而关闭。这才是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