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中國植物建檔案（自然之子）
原標題：他為中國植物建檔案（自然之子）
圖①②：王文採研究的標本。
本報記者 張文豪攝
核心閱讀
走遍祖國大江南北採集標本，94歲依舊堅持每周兩次乘班車去上班，右眼失明的10多年間仍出版多本著作、完成幾十篇論文……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採傾注畢生心血，為中國植物建檔案。
70個春夏秋冬，走遍大江南北，哪怕是在最危險的境地、最困難的時候，他也從未放棄。
人物小傳
王文採，1926年生，山東掖縣人。1949年大學畢業，1950年調入中國科學院。
王文採一直從事植物分類學、植物系統學和植物地理學研究，曾參加《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和《中國植物志》的編著，兩次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見到王文採院士（見圖，本報記者張文豪攝），是在他位於北京中關村的家中。盡管早已沒有了科研任務，但94歲高齡的他仍然堅持每周兩天去北京西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他喜愛的植物標本。談及傾注自己畢生心血的植物分類學，老人神採奕奕。
“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怎麼樣？”
“那是1949年初冬，胡先生把我找了過去，說：‘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怎麼樣？’我聽后特別高興，一口答應下來。”與胡先骕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王文採至今歷歷在目。
王文採結緣植物分類學，和兩個人有關：一個是林镕，另一個便是胡先骕。
大三時，王文採就讀的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開設了植物分類學課程，授課的是當時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林镕。
王文採清晰地記得：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帶全班學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採集標本，“林老師隨手採起植物，就能立即講出其所代表的科屬特性和花的構造。我當時好佩服他，什麼植物都認識”。此后，王文採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採集植物標本，有時候和同學一起，有時候獨自前往。回來后，自己動手解剖花並繪圖。
如果說林镕把王文採領進了植物分類學的大門，那麼胡先骕則真正將他引向了植物分類學研究之路。王文採大學畢業后，留在了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擔任動物分類學、生物技術和普通生物學三門課程的助教。1948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胡先骕開始在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輕的王文採，尋求編輯《中國植物圖鑒》的由來。
在胡先骕極力推薦下，王文採從北平師范大學調到中國科學院，開始了植物分類學的研究生涯。
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研究，始於上世紀20年代。百年來，我國植物分類學家們取得了多項重要成果，歷經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國植物志》，具有科普及研究價值的工具書《中國高等植物圖鑒》，都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而在這兩項工作中，王文採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
“搞分類，採集標本是第一步。”王文採說，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離不開兩個基本條件——標本和文獻。
王文採介紹，我國植物種類豐富，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外國人就開始到中國來採集標本，先后來了200多人，採集到了大量珍貴標本。可惜，那時我國的植物分類學研究還沒有起步。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后，王文採一直致力於野外考察工作，先后深入廣西、雲南、四川、湖南等地，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地方採集標本。
野外考察很多時候是非常危險的。1958年11月，在雲南勐臘熱帶雨林考察時，王文採得了惡性瘧疾，忍痛返回昆明，住進了醫院。到12月，他的病勢越發嚴重，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吃藥也不見效。在這危急時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主動為王文採獻血1600毫升。
“血輸到我體內后，體溫才逐漸降下來，也把我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王文採說，“盡管採集標本會遇到各種危險，但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
從1950年春開始野外調查，王文採和同事們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採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標本，獲得了豐富的一手研究資料。“現在我們植物所的標本館是中國最大也是亞洲最大的，但標本數量與幾個世界著名植物標本館的差距還是很大，隻能研究中國的植物區系，世界的植物區系還是沒法研究。”這一直讓王文採覺得有些遺憾。
“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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