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黎红雷:成人达己,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东西问)黎红雷:成人达己,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中新社北京6月7日电 题:成人达己,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专访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黎红雷

  作者 马帅莎

  中国绵延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独特的中华商道,其伴随商贸活动的发展演变至今。从春秋时期的儒商鼻祖子贡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商界君子的故事广为流传。

  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如何影响中国人从商的义利观和社会责任?中西企业家精神有何异同、如何互鉴?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红雷,解读中华商道的“文化密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古至今,中华商道推崇超越一己私利、以责任为本的家国情怀一以贯之。在您看来,中华商道的内涵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受到传统文化影响?

  黎红雷:中华商道是中华“大道”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实际上是从商业、企业角度展现中华“大道”的内容。

  中华商道蕴含“天人合一”的精神信仰,即敬天、法祖和爱人。就像西方人遇事爱说“My God”,中国人遇事也会说“我的天啊”,敬畏天道是我们的信仰根源;法祖则是信仰依据,春节拜祖、清明扫墓……敬重祖先是中国人的族群特色,中华商人亦是如此;爱人惜物是信仰实践,中国商人对顾客、员工乃至万物都抱着一种仁爱的精神,这是传统文化之中“仁者爱人”思想在商道领域的体现。

  中华商道追求“德礼合一”的管理文化。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德”是指人文教化,“齐之以礼”强调制度规范,这是德治思想的体现。并非只有西方企业注重制度,中华商道同样强调制度层面的管理,如晋商几百年前创造“身股制”,现在仍被很多企业效仿。

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景区的晋商珠算博物馆。中新社发 陈晓东 摄

  中华商道包含“义利合一”的经营哲学。中华传统文化讲求“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这不是口号,而是蕴含以义致利的经营目标。儒家主张创造利益,更主张利益要为全体民众所共享。义是精神价值,利是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又制约物质价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用智慧创造更多财富并与社会大众共享财富。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儒商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能否展开谈谈儒家思想在中华商道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黎红雷:儒家思想是中华商道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是中华商道的根基和灵魂,对中华商道的塑造具有根本性影响。除了前述德治思想和义利思想的影响,还有其它表现。

  比如,中华商道的品牌理念与儒家的诚信思想密切相关。中华商道依据儒学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理念,提出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是一种更为高超的品牌营销学。儒商坚信,真正有内涵的产品是经得起考验的,赢得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与赞誉。

  儒家三达德“智、仁、勇”则对中华商道的创新、组织、奋斗理念产生影响。中华商道依据“智者不惑”理念,智以创新、与时俱进,打造时代的企业;依据“仁者不忧”理念,仁以爱人,厚德载物,构建企业、社会、自然的共同体;依据“勇者不惧”理念,强调企业要敢于担当、勇于奋斗,价值分配要激励奋斗者,导向真正为企业作出贡献的人。

  中华商道还立足于儒家处世哲学。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华商道强调,企业既要为员工创造幸福,更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成为提升能量造福众生的“公器”。成人而达己,成己而成物,企业经营形成良性的循环。

  这些理念,从多个方面形塑了中华商道的“精神面貌”。

北京孔庙举行祭孔大典。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商道对经济伦理有其独特理解,这与西方经济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模式是否不同?传统文化如何塑造中华商道的社会责任观?

  黎红雷:2013年,我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有美国学者问我,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基本未受过现代管理科学教育,他们靠什么创业?我当时回答四个字:“文化资本”,指的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

  儒家数千年商业文明,有其内在逻辑。当接触和了解西方市场经济理念、企业精神后,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也是我们祖先不断追求的东西,只是表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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