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育种】中外生物育种存在的三大差距

作者：张馨予

在《种子法》施行20年之际，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种子法》再次迎来修订。8月20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种子法（修正草案）》。这一天也正是《国家级玉米、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

从中央将种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国家进行修法，再到行业修订审定标准，可以看出本轮种业改革的核心旨在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由于中国种业产业化历程较短，进入市场化阶段才21年，确立种业企业成为育种创新主体地位也才10年时间，还无法跟已有70-80年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史的美欧种业相提并论。26日，渤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靖飞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表示，在生物育种领域，中国跟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三大差距，体现在技术的成熟度、复杂度、协同度，不过根源还在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专利。他认为，中国必须投入更多精力、财力，去发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性状基因，未来才能在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中外生物育种存在三大主要差距

根据ISAAA（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公布的全球玉米和大豆转基因转化事件相关数据，靖飞总结，当前中国在生物育种领域跟国际发达国家存在三大主要差距。

在技术成熟度方面

全球转基因商业化开始于1996年，经过20多年发展，得到批准的转基因事件越发成熟，由多个单一转化事件组合成复杂转化事件已经成为常态。比如，科迪华的TC1507单一转化事件，参与其他转化事件达到89次，能够有这么多参与事件，说明其成熟并且得到市场认可。

与之相比，中国目前批准的转化事件还没有经历市场化检验，市场表现到底如何还不得而知。

在技术复杂度方面

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数量越多，意味着其商业性状表达会更好，也意味着实现的技术难度越大。国际上玉米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数量平均达到4个以上，一半以上的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数量在5个以上，现阶段多基因组合是常态。

然而，国内公开报道的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仅是1-2个。比如，大北农独立完成的2个玉米转基因转化事件、杭州瑞丰巴西vs瑞士让球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合作完成的1件玉米转基因转化事件，都仅包含2个基因。

在技术协同度方面

全球转基因事件的主导者主要是拜耳、科迪华和先正达，在转基因的开发推广过程中，这三家企业有竞争有合作，相互渗透，在研发和产业化转化建立起高效的连接体系，才实现转基因事件越来越成熟、技术越来越复杂，形成较高的技术壁垒。

反观中国，转基因仍处在起步阶段，国有科研机构主导特征明显，企业的主体作用较弱，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联合比较松散。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称，在一些发达国家，种业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育种“4.0时代”。中国仍处在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助选育为主的“2.0时代”至“3.0时代”之间。从发展时代来看，参照国际种业发展水平，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驯化选择1.0时代、常规育种2.0时代、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3.0时代和智能化育种4.0时代。

他认为，中国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和人工智能育种等新兴交叉领域技术研发方面短板明显：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关键技术与战略性产品研发水平相对较低，国际竞争力优势相对较弱。

不过，在靖飞看来，代际差异就是起步和成熟的区别，现在技术运用手段有差异，但不至于这么大，“现在的差距根源在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专利，中国还在使用国外的专利，或者等待第一代专利到期后的使用，就是传统的抗虫、抗除草剂基因性状。然而，跨国企业已经开发出更多更好商业性状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