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论(二)



-达尔文主义可以不认同但从未过时

生物学家达尔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物种的起源及其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适应性进化,那句广为人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初就源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最终由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引申并正式提出了这句话。实质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源自物种之间和生物内部之间的竞争,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抗争和适应过程,已经把残酷无情的丛林法则体现的淋漓尽致。

达尔文的观点在社会学上被进一步的演绎,最终为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ž斯宾塞所演绎并提出了备受争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观点套用到社会当中——弱者注定要被淘汰,而社会上最终生存下来的只有强者。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备受指责的重要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弱者,弱者需要帮助却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而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与法律法规去帮助那些弱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总结。斯宾塞提出这种观点并非是想表达让强者和适者才有生存权、弱者和不适者没有生存权的倾向,而是对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规律与成因进行归纳总结。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现状和现象的原因之解释和归纳,并非将丛林法则或进化论的生物学观点进行政治化的表达或某种价值主张。换言之,无论你认同或不认同,无论你喜欢或讨厌,都不得不接受这一规律。

对应到企业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无处不在,并且从未因时代的发展或技术的进步而出现变化——那些跟得上时代发展与环境变迁的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些做不到与时俱进、与时代脱节的企业,最终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消亡,这与丛林法则的现象何其相似。

-如何适应新常态、拥抱VUCA时代与小时代并成功地实现“转基因”?

低增长、更激烈的竞争、KSF的变化构成了我们所处的新常态,而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及跨界、短周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新标签。要适应新常态、拥抱VUCA时代与小时代,显然不能再沿用过往的心智、认知与方法,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个体都需要与时俱进,去改变认知、改变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先改变自己的基因——先给自己“转基因”,再去转变认知转变方法。

有两种“转基因”方法可供选择。

方法一:多看书尤其历史与哲学书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人类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经留下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参考,而不必去读MBA或EMBA,因为决定企业基因的关键不是技术不是方法,而是领导者的认知、心智与大历史观——沉得下心的朋友们可以看《春秋左传》和《史记》,抽不出时间的可以看黄仁宇先生和许倬云先生的几部经典作品。前者需要读者自行体悟,后者则可站在黄仁宇先生与许倬云先生这两位巨匠的肩膀上去透过历史看未来。

至于哲学书则有太多可读和应读的著作,从柏拉图、帕斯卡尔到培根到奥勒留、康德和卢梭,我都推荐读者们抽空精度;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那么就走个捷径去读四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王阳明的《传习录》、老子的《道德经》。

哲学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无论是古典哲学还是近代哲学,都能够让我们更深刻、本质化的看待这个世界,进而让我们形成恰当的三观并促成“新基因”的形成。

方法二:多出去走走,观察外部世界观察大自然;

“转基因”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家的修炼过程,无论是顿悟还是渐悟,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人在江湖,只要多维度、近距离、经常性的观察世界、亲近山水,心就会更容易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修禅。

从大自然处获得的不只是灵感,更能通过物理空间的抽离来实现在短暂的宁静中获得一种对生命、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体悟,从而让心态定期清零、不被眼前的得失成败所迷惑。

少一些无意义的交际和可有可无的应酬,多一些时间独处和读书,或者经常性的到户外去近亲大自然,不仅有益身体健康,更有助于基因重组形成新基因,打破基因决定论、真正的脱胎换骨,去适应新常态并拥抱VUCA时代!

 

(创智咨询资深咨询总监: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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